評《萬曆十五年》與《叫魂》：皇帝的焦慮

 　　如果歷史是條河，那勢必會流經不同的區域，分成不同階段，河流的上游與下游夾帶的物質不盡然相同，卻總能在某些地方發現相似的東西。談及歷史，人們慣以大事件作為討論的主軸，然而歷史的徵兆往往在細微處更易彰顯。歷史上的中國在1587和1768年，看似皆為毫不起眼的一年，卻因兩件「小事」形成巨大波瀾。那正是明朝萬曆皇帝即位的第十五年以及清朝江南一帶發生的「妖術」事件。《萬曆十五年》和《叫魂》兩本書即是在此架構下發展而成。

 　　作者黃仁宇以大歷史觀書寫《萬曆十五年》，記述1587年的午朝烏龍案連結出禮儀的問題。對於皇帝的角色，該被安排在何位？又如何與當中的體系產生關係？這是作者所要提的疑問。相較於此，孔復禮則以1786年浙江發生的「叫魂案」做開端，此案使人民心生對巫術的恐慌，影響範圍所及甚至直達宮廷，使乾隆不得不對此加以重視。然而，兩位皇帝在心中卻逐漸產生焦慮，為何感到焦慮？焦慮的來源是什麼？這是在此要討論的重點。

　　有別於一般歷史教科書的論述，黃仁宇不直接描寫萬曆的作為，也並非條列式的記載「萬曆十五年」這年到底發生了哪些事，反而藉由萬曆與周遭人物的互動來烘托皇帝，側寫萬曆的性格。「貴為天子，卻無法自由自在的行事」，這是此書帶來的衝擊，原來皇帝並非如我們所想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這權力仍受到其他形式的約束，特別是「禮法」。從皇帝在立儲一事上即可明顯看出，萬曆無法依照心意立愛妃鄭氏的兒子常洵為太子，在眾臣以違反長幼有序的倫理反對與壓力下，萬曆選擇以消極態度應對，甚至以不上早朝、怠政反抗。萬曆如同鑲嵌於廣大的體系之中，每個行事、決策都必須合乎所謂的「禮法」，否則就會遭到大臣的勸諫，認為有失天子之身。

　　不僅如此，皇帝必須參與一系列規定的祭祀儀式，祈求國泰民安，若天災導致作物歉收，則百姓會究責於此，皇帝需修身、自我反省。就連在朱批制度裡，張、馮關係密切，失去制衡原意，權力如同掌握在張居正手中，使長大後的萬曆漸感不安。皇帝在行事上受限於儒家禮法，位居官僚體制中如同一顆棋子，只是機器運轉的開關，就連身邊以為值得信任的張居正都在弄權，即使張居正死後也無法擺脫政治機器的束縛，皇帝失望、無助之際使他逐漸產生焦慮，貴為天子卻處處受限，無法自在行使權力，道德、禮法、官僚體制形成的龐大體系使萬曆的個性化徹底抹滅。

　　萬曆的焦慮來自對體制的無助，他曾試圖反抗，最後才明白原來自己不過當中一環，永遠也無法逃脫。相較於萬曆，乾隆的焦慮則來自於一場巫術大恐慌，原本只是地方的事件，卻觸動皇帝最敏感的神經。1768年浙江發生一連串「叫魂」案件，起因於人們認為石匠會利用打樁方式施法害人，把靈魂偷走，歇斯底里的狀態使巫術的恐慌迅速蔓延開來，懷疑的對象也從石匠轉到和尚、乞丐身上，傳言姓名、頭髮、衣物皆可用來作法，使人致病甚至死亡。為何這些身處社會邊緣的外來者會成為人們懷疑的對象、帶來恐慌？在乾隆盛世年間隨著人口增長，白銀的流動帶動商業快速發展，然而人口的增加卻帶來生存的壓力，人們深怕外來陌生者會偷走生計機會，這種恐懼心理自然轉附到對外來者的懷疑上，加上又是人們所認定遊手好閒者，加深對謠言的相信。但真正使乾隆驚覺事態嚴重卻是「叫魂」恐慌中的「剪辮案」。

　　辮子是滿族的象徵，也是滿清統治的權力展現，卻無疑挑起種族議題的敏感處，「剪辮」等同於質疑滿清政權統治的合法性，乾隆認為這是有「妖黨」在作亂，試圖使社會發生動亂好謀反、推翻政權。如此攸關社會、政治、種族問題，使乾隆心中產生一股焦慮感，因此透過嚴格徹查，進行全國性的搜捕，不幸的是造成許多屈打成招的冤案，最後皇帝以為妖術的謠言屬無稽之談，而草草了之。從下而上的恐慌背後隱藏的是對社會的不安與政治的敏感，作者藉由「叫魂」反映出即使貴為皇帝仍無法與百姓脫節，都是體系的一環，縱使彼此恐慌所在不同，仍互相影響。藉此探究皇帝的性格與剖析當時社會、政治制度如何運作，皇帝與百姓、官僚間的應對、角力。

　　若將兩個不同時代的皇帝所產生的焦慮做一個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同樣擁有君權神授意涵，同樣身處體制之中，但焦慮的來源並非完全等同，卻皆與體系運作微妙相關。事件的開端或許不為人重視，沙礫卻能看出風的方向。一個是被禮法束縛的靈魂，另一則是被「叫魂」叫出政權的恐懼，萬曆面對體制箝制似乎難以動身，處處需與倫理道德保持平衡，看上去如魁儡毫無生氣；乾隆在「叫魂」一案中卻展現自我性格，利用官僚體制進行調查，雖然乾隆仍須合乎一定的規定行事，卻不見如萬曆受儒家規範來的重，這也是兩本書所帶出值得探討的點。皇帝的焦慮面對不同時代、不同環境或許不同，但焦慮背後的原因是否皆為體制所束縛？縱使如此束縛的關鍵也不見得相同。《萬曆十五年》與《叫魂》都在藉由一連串的事件拼湊出時代的脈絡，體制運作下的人物如何與大環境反應，作者探究之際也傳達出同樣身為皇帝，面對體制的束縛，相似之中卻又存在相異。

　　從「焦慮」我們可以進一步再對體制做探討，《萬曆十五年》所呈現的是以儒家為立國根本的制度，「倫理道德」是明朝奉行的準則；而《叫魂》中卻發現此處儒家的影響似乎沒前朝來的明顯，這有幾種可能性。首先，清朝是以外族入關，滿人的性格是草原民族，重騎馬射箭之術而非文人政治，即使逐漸受漢化但仍有本質上的區別，故此時期文官體制的實行相較起明朝沒有等同的束縛。

　　再者，是要從作者分析的角度來看，《萬曆十五年》是藉由皇帝與周遭的互動來顯現萬曆的處境，《叫魂》則以「妖術大恐慌」一事觀看乾隆心境，這邊切入的點並非全然相對，只能藉皇帝的表現對體制做形塑，無法肯定表示萬曆所受到體制的束縛一定比乾隆來的大，因為所觀角度有差異，觸及面向也非全面。最後，我們所論及體制的「束縛」與「焦慮」並非絕對意涵，必須要放回歷史的脈絡觀看，單做解釋無法對體制有所認知，也無法對整個環境有確切的描述。「焦慮」帶出皇帝對體制的反應，如同那條歷史的河流，須回到河流本身觀看，才能發現當中相似與相異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