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影心得：馬來西亞的客家

　　馬來西亞客家相較起新加坡客家人，以當鋪、中藥店鞋店等行業為主，影片中呈現出馬來客家的特色產業，包括錫礦業、珠寶店、油棕。其中錫礦及油棕與當地盛產有關，這使得19世紀許多客家人冒險來到南洋維生，甚至是經由與當地所簽的契約華工被當成「豬仔」賣到馬來西亞，這些客家人在馬來西亞華人中，如今也佔有一定比例。

　　其中影片特別提到馬來西亞的制度「甲必丹」，這是荷蘭殖民時期的產物，華人甲必丹也就是幫忙處理僑民之間的事務。由於客家人在馬來亞華人中比例不少，因此著名的馬來亞客家人葉亞來就曾被任吉隆坡第三任甲必丹。

      葉亞來之所以富有盛名，原因在於其除了重整錫礦業，並興建雪隆惠州會館，作為協助同鄉及錫礦工作等事務，好凝聚來自惠州客家人的力量。葉亞來一生掛念家鄉惠州，雖然最後因病無法回到家鄉，但對惠州客家人及會館成立的貢獻在馬來西亞仍為人所感念。葉亞來因陷入吉隆坡內戰，內戰後於1864年建「先師四師公」廟，「先師」指的是葉亞來的上司，而「四師」則是其戰友，這間廟宇也成為當地相當有特色的客家信仰，是其他地方的客家聚落所沒有的，也因此當地有一條街即被稱為「葉亞來街」。

　　馬來西亞客家另外著名的行業是珠寶及橡膠。油棕的開採與客家人移民息息相關，甚至成為馬來亞重要的經濟來源。早期開採是以竹竿綁鐮刀的方式進行，隨著機械化發展，工具也逐漸以機器替代。

      其中著名的客家人為李萊生，是馬來亞的橡膠大王，關於從事生意，李萊生認為客家人做生意靠的是「誠信」；而從事珠寶業的吳德芳，其母親則是以「窮不能窮教育」的方式沒有子女，從中看見客家人重視教育以及以「誠信」作為信仰的族群生活，創業的過程可見客家人對自身刻苦耐勞與勤儉的描述及讚揚。

      這些印象則令人思考不知是否與後來對客家的建構與想像有關？而馬來亞對客家群體的想像又是從何時開始？相較於新加坡的會館特色，馬來西亞是否也與此相同，或者又是以何種方式形塑群體的認同？

　　影片後面介紹兩個客家城市，包括金寶以及怡保，同樣是在探討錫礦與客家的關係，我們也可見到錫礦的興衰歷程，如同客家文化在當地的消失、認同與再現。昔日的錫礦坑，在錫礦業沒落後成為上千個錫礦胡，作為養殖、旅遊、生態等用途，展現華人在開墾過程中的歷史。

      或許，丘思東所建的「錫礦博物館」，亦可視為客家的在地化，呈現出客家的遷徙歷史，不再只是外來者，而是與當地產業、城市發展密不可分，成為當地社會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海外華人中具獨特產業的客家群體。

觀影心得：新加坡客家

      新加坡客家有別於港澳緊鄰中國，以海洋相隔的東南亞，客家的存在呈現遷徙的過程。新加坡客家的移民主要是在明末清初之際為躲避戰亂，由福建、廣東下南洋，起初來的並不多，在1819年因英國人萊佛士希望將新加坡建成遠東商港，於是大量招募華工進駐，許多客家先民因此從馬來西亞及印尼來到新加坡。

      新加坡客家在新加坡華人當中算少數，最多的為來自福建的閩南人。也因此，使得客家為照應彼此，成立許多同鄉會館，這也是新加坡客家相對於其他東南亞客家較為突出的特點。這些會館經過時代的變遷，功能與價值也發生變化，特別是經歷新加坡建國與其政府強調形塑新加坡多元種族、愛國精神等因素，使會館以往具有同鄉聯絡感情、醫療、教育、扶助等功能逐漸轉型，現今反而成為保存、發揚客家文化的重要媒介，這之中經歷了所謂的過渡期。

　　提到新加坡客家，除了各會館的重要性，「多元族群」也是形塑客家群體形成很重要的關聯。客家在華人社群中所佔比例不多，面對其他族群的關係，客家將「教育」視為重要的文化傳承，設立許多學校供子弟讀書，會館設有獎學金等。

      海外客家也成為當時中國對日抗戰重要的援助來源，許多海外華人將從商所得回饋於中國，似乎在與原鄉的連結上有緊密的關係，這或許與漢人傳統對於宗族、家庭、家鄉觀念濃厚有關，當然新加坡客家在這方面也有不少資料紀錄。

      當中不得不提到新加坡著名的商人胡文虎兄弟，胡文虎從事萬金油生產，從父親緬甸手中接手中醫，所生產的藥品廣為華人地區所知，將其視為新加坡客家的代表似乎不為過，但其反應不僅是客家在東南亞的發展，從胡文虎對家族的經營亦可從中認識海外客家族群與原鄉客家存在的差異性及探究。

文化社會學：文化意義及其聯想

        何謂「文化」？何謂「文化意義」？當我們提及文化時，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一個群體的生活方式，包括價值、信念、信仰，甚至是象徵符號。但卻鮮少關注這些價值、表徵如何與社會產生連結，甚至是由符號帶來一連串關於權力、互動的過程。「文化」受到社會結構、社群網絡、制度等影響，文化與社會是交織在一起的，往往又以「文化物件」的形式展現在日常生活中。

　　文化意義，從人類學關注部落傳統文化到潘乃德提出文化模式的構想，認為不同群體所形塑出的文化具有不同的樣貌。文化間並沒有優劣之分，雖然此理論為文化相對論提供不同的觀點，但有關「文化」的觀念卻為埃里克‧沃爾夫所批評。

        沃爾夫以在人類學中提出馬克思觀點而聞名，其認為文化並非靜止不變且和諧一致，文化的呈現事實上是具有歷史與權力的作用，特別是受到國家及全球互動中的影響。而社會學對於文化則較強調社會結構與生活中各層面的展現，如經濟、政治、社會秩序等。

        在《變動世界中的文化與社會》一書中，則用社會學來觀看文化，提出「文化物件」與「文化菱形」的概念。文化物件舉例來說，「黃色小鴨」即為一顯著的表徵，被創造者所創作，一開始被視為是藝術作品，但此文化物件在世界各地卻造成不同的效應。

      原先小鴨具有純真童趣、自然的意涵，但到了台灣卻形成一股「小鴨效應」，不僅各種小鴨商品出現，甚至吸引廣大人潮，新聞也以誇大手法連續追蹤小鴨，成為商機來源。黃色小鴨從文化物件轉為文化工業的產物，對於接收者而言，黃色小鴨不再只是一隻「鴨子」，而是具有象徵意義的物件。代表著流行大眾文化的產物，面對不同的接受者，「小鴨」存在的意義也為之不同。

　　那麼對於文化物件是誰創造的？又有誰有權力去創造、詮釋它？文化物件的組合其實是處於建構、解構和重構之中。也就是說，我們所見到的文化物件、文化展現並非本質不變，而是在建構中逐漸產生。

觀影心得：香港客家

      香港及澳門的客家相對於中國其他客家地區是較特別之處，原因在於以往我們都認為港澳大多數講廣東話，因此不留意並不容易察覺原來港澳客家人數其實不算少數。然而港澳的客家是什麼時候遷入的呢？與當地又有如何的互動？

　　香港客家在歷史上的移入與清朝「遷界事件」有相當大的關聯，此事件使來自粵東、五華、大埔等地的客家先民進入香港；而澳門的客家則主要與四個事件相關，分別是清朝土客械鬥、苦力貿易、東南亞排華運動以及中國改革開放後遷居。

      從以上事件我們可以發現，移民的背後存在不同因素的拉、推力，並非全然人群本身的動力，而是受到外在因素居多。移居港澳的客家人為了群體的生活照應，逐漸形成客家社群、村落，甚至保有客家式建築(圍屋、半月池)，例如香港曾家圍屋、新界圍村、上禾坑村、澳門九澳村等。

      村落的形成因所處地形、環境的不同有了相異的生活方式。香港客家相較於本地人的肥沃地，大多居於山區，又以山坡地較為集中，靠耕田維生；澳門客家則多為處背靠海灣地，以捕魚為主。如此形成的信仰就有了差異，「伯公」仍是最普遍的客家信仰，然相較其他地區的客家，對港澳客家沿海居民而言媽祖就成了重要的守護神。並不因其來自閩南地區就受到排斥，信仰的發展會跟隨著居住環境與生活習慣的需要而改變，「族群守護神」的界線並非如此嚴明，而是跨越地區性，神祇是否有靈性、能夠發揮庇佑作用對群體來說才更為值得注意。

　　港澳客家遷入當地已有幾百年歷史，在與本地人及不同文化的揉合下形成獨特的港澳客家，當然也相對使傳統文化發生變化。港澳客家有一共同點，即是受到外在不同元素的文化影響。以香港來說，除了客家以及當地廣府人，尚且受到英國的殖民；而澳門除了來自中國各地的移民(潮州、閩南等)外，受葡萄牙及東南亞文化影響也相對較深。

      不同文化的接觸反映在建築、語言的變遷上，例如香港在1980年代政府實施的西班牙式建築，語言上的現代用語則更為明顯受到英語、廣東話影響，這些都是在與客家之外的文化發生互動所形成的結果，如同台灣客家受到原住民、閩南、日本影響後形成獨特的用語。

　　不同文化群體的互動也相對帶來文化流失的可能。隨著都市化興起，客家青年逐漸離開家鄉到城市工作，在社會求生不得不面對主流化的壓力，傳統與主流的衝擊在語言上表現最為明顯。香港客家話面對廣東話與政府政策成為邊緣群體，人們在尋求融入主流文化下逐漸失去以客家話溝通的能力，特別是三十歲以下的青年，家中長輩為了與小孩溝通反而需要學習廣東話，這種情形也反映在台灣客語的變遷上。

      城市興起帶來更多發展及可能性，卻也因交流更加方便使相對弱勢的文化面對主流壓力造成文化流失的結果。若說不同文化的交流所形成港澳客家的獨特性，但此種獨特性卻是在面對不同程度的文化衝擊下形成，是否文化互動就勢必使一方文化逐漸消失？如果主流價值觀或者政策發生改變是否有機會使相對弱勢的港澳客家再受到社會注意，形成文化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