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淡樟腦味夾雜著梨香，自外婆家的方向飄來；餘暉下，拉出長長的兩道身影，一前一後，映在禾埕上，如同一段關於過去、現在、未來，人與這片土地的故事……
「唐山過台灣，無半點錢，剎猛打拼耕山耕田」、「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一首首訴說移民、拓墾的歌曲，我們能否聽見家鄉的聲音？
(一) 過去有個名字叫「匠寮」
沿著大甲溪一路蜿蜒向上，山勢緩緩上升，遠處的山巒與眼前的河階構成山城風貌。這裡是「台中東勢」，美麗的山城，東邊之聚落，清領時期因採伐木材需要，客籍移民、匠人至此地建工寮，故舊稱「匠寮」、「寮下」。 隨著林業、樟樹的發展，逐漸成為地方的商業中心，日治時期又稱「東市」、「東勢角」，形成寮下本街。本街上各種店鋪林立，又以打鐵店最為特別，繁盛時期曾多達二十多家，如今僅存三家依然聽得見敲打的鐵聲。
圖2：東勢行政區圖
羅生門是日本1950年代著名的電影，由日本導演黑澤明主導，內容主要改編自作家芥川龍之介的小說《竹林中》以及《羅生門》。電影畫面以黑白手法呈現，情節一開始在滂沱大雨中開場，過程圍繞在武士、武士妻子、強盜和樵夫四個人身上。
故事敘述有位樵夫某天去砍柴時發現了一個武士的屍體，驚嚇得跑去報官，捕快後來在河邊發現騎著白馬中箭的強盜，強盜被認為殺了武士，因而被帶到官衙。公堂上，強盜、武士的妻子，以及藉由巫女附身的武士三人各說各話，唯一的結果是武士妻子遭到強盜強暴，最後逃去，而武士則被殺害。
過程究竟是如何發生的？每個人各說各話，強盜表示武士是他所殺的，武士妻子則說是她殺死了丈夫，武士卻說是他自盡的。樵夫則表示這三個人都在說謊，因為他有經過看到事實的真相，但樵夫卻不願說出口，只因為彼此都有不願透漏的隱情，也因此「羅生門」一詞成了對一件事情大家各說各話，解不開謎題的代名詞。
日本與美國對於企業的管理方式可以說是各有長短，這與兩個社會不同的文化背景息息相關。日本的企業管理注重團隊精神及倫理，因此員工對於所屬公司具有一份歸屬感，也較願意為公司賣命、 效忠公司，強調生命共同體的情感。
然而這樣的管理方式帶給員工的壓力也相對較大，強調從屬關係，並且重視團隊精神與榮譽，面對上司常常必須壓低自身尊嚴，因此我們也可以看到日本男性下班後成群聚在居酒屋喝酒解悶的情景。
相對於此，美國的管理方式比較注重個人性，強調個人的成就，偏好自由、激勵的管理方式，並且對於員工及親人間的關係較為重視。然團隊的凝聚力與團隊精神較不如日式管理，員工可能更重視如何能獲取更多的績效，而非企業整體的利益與目標，對於公司的生命共同感較為薄弱。
這兩種管理模式，個人認為應該能截長補短。因為兩者各有優缺點，在某些時候會認為日式管理較有效率，能為公司獲取較大整體利益，但過度的工時與上對下的關係，將會帶來無形壓力。
因此若能利用美式對於員工較為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再加上日式對於團隊的向心力，或許是思考不管是企業、公司的管理方式因而能提供一個新的方向。讓員工對於所屬團隊的認同，發揮所長打從心底為公司做事，同時也能在團體中得到一定的鼓勵、空間，與上司的關係並非緊張而是多點和諧與學習，也能為公司的整體目標帶來更大的凝聚力。
印尼客家是海外客家最大的聚集地，估計有八百萬客家人。客家的移民傳說從南宋文天祥時在梅州招募義軍，兵敗被俘漂流至此，有十幾位青年到印尼定居開始。但客家人開始大規模移民卻是在19世紀末，因契約華工身分被賣到印尼，從事採礦業。
在坤甸，也就是西加里曼丹，當時羅芳伯從廣東梅縣石扇堡到此開採礦產，並設立「蘭芳公司」，由於組織具有完整制度，包括收稅、發行貨幣、賞罰制以及用選舉方式產生總理，因此被後人稱為「蘭芳共和國」。「蘭芳共和國」維持一百多年，後因荷蘭殖民進入，因利益發生衝突，「蘭芳共和國」被滅亡，倖存者逃至蘇門答臘。後人為感念羅芳伯對地方貢獻，建廟奉祀，將其稱為「大伯公」。
對海外客家社群而言，羅芳伯所成立的「蘭芳共和國」意義在於其說明華人不再只是附屬於他人之下、被他人統治，客家人也能有自己的「國家」，甚至是具有「民主」、「共和」的體制。雖然對於蘭芳公司是否能被視為是「國家」，有著不同聲音，但為何當地人要如此敬重羅芳伯？並深信其所建立的是「共和國」？這背後的意涵更值得去探討。
＊在Tania Li的文章中，我們發現CBNRM透過一系列的簡化概念與預設來試圖重建人類、社群、資源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卻往往遭遇到許多兩難與多層次的衝突。比如，印尼與菲律賓的山區鄉村居民往往支持棕梠油工廠的進駐，因為直接與工廠交涉比起對抗工廠對於當地社區而言更有經濟上的利益，而環保帝國主義者將對自然的特定想像，之於社經地位最弱勢的人民而言，缺乏生活實用性。
請討論這樣的現象為何並非單純的「發展」與「環保」之衝突，以及為什麼試圖照顧「當地利益」(local priorities)這麼困難？為何CBNRM的介入，反而往往增強了國家管制的力量？請利用台灣東海岸美麗灣渡假村的案例，說明這些兩難與多層次的衝突，並提出你自己想像的另類出路的可能。
台東美麗灣開發案的案例，是在2003年，由台東縣政府以BOT的方式將6公頃大的杉原海岸租借給財團美麗灣渡假村股份有限公司50年，過程中卻迴避了環評，因而被視為違法。具有爭議的是，公民團體認為東海岸的自然資源寶貴，渡假村興建卻位於東部唯一的沙岸地形區，這個地方則是阿美族傳統領域之地，甚至具有珍貴的珊瑚生態，興建度假村不只破壞海岸線的環境，更加使當地原住民的權益受損。
美麗灣渡假村之所以能進入當地投資，原因來自於台東縣政府引入，希望財團的投資能帶來效益。也由於當地人口外移嚴重，加上失業問題，縣政府認為此建設能為當地帶來經濟上的改善，進而吸引觀光人潮與居民回流。
＊甚麼是「資源詛咒」(resource curse)？為何經驗上，一個地方發現礦物、石油，通常對於當地社群而言不是福氣反而是禍害？為何我們不能單純地說，「發展災難」只是特定政權或資本家對於當地社群壓迫下所造成的結果？
請利用兩個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案例，就其政治、經濟、親屬與性別、醫療方面來解析，並討論「國家」、「外資財團」與「當地/部落社會」在其中的角色與特性。
照理說，若一個地方發現了礦物、石油等，應當能夠藉此豐富資源致富，然而事實上這些國家大多經濟成長率低，甚至飽受戰亂所苦，因此「資源詛咒」的論點就被提出，指涉當西方或其他強權國家在某地挖掘出有利可圖的資源時，往往對當地人來說並非福音。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因為通常提供技術和知識者皆為外商，而資源發現時人人皆欲之，故必須開始界定誰有資格開採，在這過程中最嚴重的情況則是引發內戰；此外，甫脫離外來殖民統治的國家常常需要處理前殖民主所留下來的爛攤子。例如族群衝突、區域發展不均、基礎建設不足等，若此時發現了資源，則往往不會立即改善上述的情況，而是用來購買軍火以保護這些資源，卻使得國家內部的衝突加深，無法有效改善經濟環境。
＊台灣男性與越南女性的越洋婚姻，以及台灣雇主與菲律賓雇傭之間的正統「表演關係」分別是什麼？在這些特定被追求的夫妻之道、主僕之道的表演中，鼓勵哪些特定行為與形象的塑造？由於大眾媒體時常著重在外籍配偶與外籍勞工的負面新聞，時常無意間強化了這些表演關係，因此為了超越這些片面的理解，學者試圖理解來自東南亞的配偶與移工更有能動性與主體性的生活面向。
請舉出兩個東南亞配偶與移工在台灣的新興社會行動或文化創新的例子，並從這兩個例子中，指出台灣公民社會對於東南亞移民的態度傾向在近十年來有了什麼樣的轉變。
在台灣男性與越南女性的婚姻及台菲雇傭間的關係中，可以發現似乎存在某種程度的表演關係，與之中的角色扮演。在傳統男尊女卑的價值觀上，媳婦被要求要具有「婦德」，也就是要協助丈夫、顧好家庭，具有三從四德的美德，不可在外遊蕩，認為會被不良的朋友影響。
這種觀念影響到台越婚姻中的夫妻相處之道，通常嫁來的越南女性被要求不得出遠門，要乖乖待在家裡，傳宗接代是主要任務，在丈夫面前應柔順，不需要太有主見。因此，仲介在宣傳越南女性時特別放大了這點，說明「越鄉下的女孩越單純」，也就無形中加深台灣對越南配偶的刻板印象。嫁來台灣的越南女孩，形成在婚姻間的表演關係，在面對丈夫時的柔順、聽話，面對公婆的順從，出門需當一位稱職的老婆，然而其內心卻有著自己的世界。
＊何謂族群衝突三大謬誤？(請參考J. Bowen的「族群衝突起源的迷思」一文)透過這三大謬誤的觀點，請解構地球圖輯隊的網頁「為什麼佛教徒要攻擊其他宗教」。此網頁利用BBC對於緬甸與斯里蘭卡之族群衝突的研究而導出多點分析與看似中立的報導。
透過三大謬誤的應用，請指出有哪些描述分別犯了這三大族群衝突謬誤？請至少找出五個以上的迷思，並提出可以取代的報導觀點。http://world.yam.com/post.php?id=996
族群的三大謬誤，其一為認為「族群身分是固定不變的」，並且會導致族群間衝突及仇恨。舉個例來說，盧安達裡的圖西族與胡圖族，被主流媒體描述為長期以來彼此就存在族群衝突，然而衝突的背後卻忽略殖民時期殖民者在此偏袒圖西族有關。因長期偏袒圖西族，歧視胡圖族，使得胡圖族產生對圖西族的不滿，因而產生族群邊界與衝突的發生。
其二，是認為「族群身分會使得人們去傷害與之不同的他人」，然而實際上卻可能是由於掌權者所使用的政策手段加深了、強化仇恨。在盧安達大屠殺中，國家就利用了廣播強化對圖西族的不滿與偏見，使彼此衝突加劇。
＊根據《不被統治的藝術》一書，「部落」為何是一種「國家效應」？這樣的說法有什麼問題？
《不被統治的藝術》一書認為東南亞、中國、印度邊境的高地地區存在一群人，是為逃離低地帝國統治而來到高地生活，他們並非被低地文明、國家排擠、遺棄；相對的，是他們主動選擇居住在高地，是具有能動性、意識的選擇。
因此，「高地部落」被視為是「國家效應」，高地的文化、社會、生活是為了「逃離國家的控制」而形成，包含游耕社會、平權、處於邊緣區域，是為阻止國家擴張、侵略的結果。《不被統治的藝術》強調高地部落區域內部具有的異質性和多元性，由於地理位處高地，因此可以快速逃離統治者的控制，又因其複雜的程度使得不容易被統治者掌握，也不易受到大帝國侵略同化。
除此之外，認為高地部落不使用文字，只利用口傳歷史和游耕的方式都是一種對於無政府抗衡的政治選擇，刻意將自我邊緣蠻夷化，較不易被收邊、治理，如此才能保有自身文化不致消失。為反對國家的控制，逃離形成高地部落，這是《不被統治的藝術》一書視「部落」為「國家效應」的說法。
＊東南亞區域研究中早期以為「家」並不重要。Ties That (un)Bind的作者如何挑戰這樣的想法？請至少舉出兩個實際的例子。
中早期對東南亞的研究認為「家」並不重要來自於所謂的「神王中心主義」，覺得神王為領導核心，是具有信仰的統治中心。然Ties That (un)Bind的作者提出，看似信仰「神王」，但背後究竟誰是神王？「王」是「神」還是「祖先」？這挑戰了神王中心主義，認為先成為神的並非是王，而是王的父母，其中舉例到像是去參拜「國王廟」，其實是鼓勵老百姓去信仰家族祖先的意識，因為裡頭還包含了許多親人神像，已非單純帝王本身。
因此，神王中心主義基本上是具有家族連帶感的信仰，且超越界線進入到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從個人到王及家族是有關連性的，神王具世俗性。另外則是對東南亞的奴隸制，也不全然只是作為奴隸看待，其實奴隸較像家臣，是具有恩情回報的關係，主人與家臣與「家」的概念較為相似。
模里西斯和留尼旺同為非洲大陸東岸的小島，由於當時殖民者在此種植大量甘蔗，蔗園需要大量人力，因此許多移民在18世紀到19世紀中，因契約華工的身分來到這裡，當中多為福建及廣東籍，亦有不少客家人。有些則在19世紀中到20世紀末，為躲避戰亂漂洋過海，原先預計到非洲大陸，卻誤打誤撞來到此地。
早期客家人多在甘蔗園從事勞務，隨著時代變遷，也有部分客家人藉由經商成功，甚至在當地的政治領域取得一定的地位。例如曾憲建即是來自廣東梅縣的客家人，在留尼旺當過市長同時也是國會議員，在他爭取下留尼旺居民得到與法國本土同等的基本權益，並促進中法商業上的合作。
在留尼旺的客家組織方面，有飛豹文體協會和關帝文協會，作為推廣客家文化的信仰中心。關帝文協會至今發展成當地最大的華人社團，計畫蓋新的關帝廟，成為非洲客家人的活動中心。過去某段時間，曾經有九所中文學校，卻因為學生減少逐漸廢校，直到近來中國崛起，中文熱再次帶動中文學校的復甦，改以補習班形式經營。
＊「銀河政體」是什麼？它與「現代國家」的國家想像有何不同？它的象徵與經濟基礎為何？請至少使用兩個以上古代王朝的例子來說明。
銀河政體是一種用來解釋古典東南亞政治的理論，認為如同銀河，政治有一個類似核心的統治中心，其他例如諸侯、家臣則附屬之下，圍繞在中心之外。在這些諸侯及家臣的中心裡也和核心區有類似的統治中心，但規模較小，從核心往外，受到控制的力量也就越薄弱。
銀河政體是一種權力分散的政治體制，利用核心君王與外圍諸侯的關係，將勢力較小的家臣當作人質作為權力平衡的過程，用以牽制外圍勢力較大的諸侯，達成統治的目的。例如吳哥帝國的開創者闍耶跋摩二世就曾作為人質被帶到爪哇王國，後來成為封臣回國，脫離爪哇統治成立吳哥王朝。
銀河政體與現代國家相比，在於其沒有一個固定的疆域，利用權力分散與核心統治中心作為統治基礎；而現代國家則有固定的疆域，包括人口、政府、軍隊，政府對人民實施收稅。人民與政府各自有規範的權利及義務，國家以法律實行管理，對外有所謂國際組織的參與。
＊東南亞作為一個區域，有何文化或社會結構上的特殊性？比如，它與東亞或南亞的差別為何？東南亞作為一個區域的政治意涵又是什麼？
東南亞相較於東亞及南亞，文化多元複雜、地形也較為破碎，東亞傳統上受到儒家文化影響深遠，尊禮儀、倫理，常有大統一的帝國出現，並具有領導的帝王中心；而南亞則實行種姓制度，立基在印度教的基礎上，對人群進行不同階層的分類，以身分作為有效統治的手段。
＊在社會理論與政治科學理論中，有一種對於政府的想像，至今仍普遍存在人心中：「若沒有政府平息暴動出面仲裁糾紛，社會將會不安定、陷入狗咬狗的混亂狀態。」請問這樣的說法有甚麼問題？請以課堂上所討論的越南僧尼公民抗爭為例來說明，並特別回應以下幾點(每一點各佔本題的三分之一)：
（1) 越南的佛教僧尼領袖常因為政府控訴其「煽動」及「擾亂公共秩序罪」而遭到逮捕與起訴。半官方民間組織則時常批評這些僧尼為「暴民」， 必須要關起來，「以免影響社會造成不安」。你如何透過越南的政治歷史回應？請用兩個越南僧尼的案例，簡單說明他們抗爭的訴求與抗爭發生的社會脈絡。
當越南政府將佛教僧尼的反抗行為視為「煽動」、「擾亂公共秩序罪」甚至是「暴民」時，將行為弱智化、簡單化，卻忽略了事件背後的政治歷史因素。越南僧尼之所以會對政府進行反抗，原因在於吳廷琰政府在宗教上偏袒天主教，對於佛教進行壓制。
＊請以東南亞古今以來性別角色的建構與分類，來說明下列的陳述有什麼問題：「現今的東南亞婦女，仍然受到傳統的束縛，因此在社會中保持著低落的地位。」請至少舉出兩個實際的例子作為輔助說明。
首先，對於「現今東南亞婦女，仍然受到傳統的束縛」的陳述中，所提及的「傳統」究竟是誰的傳統？是東南亞民族最原始的傳統嗎？或是已受到其他宗教、文化的影響形成的「傳統」？
當我們以這類的話語在論述東南亞婦女地位低落時，其實是受到現今對「伊斯蘭教」、「佛教」、「印度教」等宗教的框架，認為這就是東南亞的傳統，然而「傳統的束縛」卻並非表面狹隘的認定，其實古代東南亞的社會對於性別的建構充滿多元化，在西方勢力進入時歷經被汙名化的過程。
古代東南亞對性別的價值觀並非單純的二元論，除了所謂的「男性」、「女性」外，存在「雌雄同體」的概念，這樣的建構來自於東南亞對雌雄共體宇宙觀的認知。例如在Makassar太陽與月亮的神話傳說中，認為太陽必須和月亮攜手共存才能使社會和諧，而非壓抑、剝奪一方的力量。在Bugis神話La Galigo中也隱含著除了宇宙源自雌雄共體外，男性力量、權力的來源甚至是依著女性而來，神話的觀點反駁了東南亞傳統裡女性地位是受到束縛的論述。
乘著車，一路藍天白雲好天氣，隨著窗外風景逐漸從水泥叢林轉換成一片片綠油油的稻田，終於到達此次小旅行的目的地－新竹關西。
不同於先前拜訪泰雅天湖部落的原住民風情，關西則是充滿客家特色的小村莊，純樸的人們、悠閒的生活步調以及怡人的景致是關西上南片給我的第一印象。
上午，參訪紅茶茶廠及關西老街市集，彷彿走進時光隧道，重回當年台灣茶葉風行一時的年代。看著掛在牆上的商標，大大小小的銅版印刷記錄著福爾摩沙紅茶銷售到世界各地的風光，相映日治時期的黑白照片，訴說先人創業的艱辛與過往記憶。
啜飲一口綠茶，濃濃的茶香撲鼻而來，走在景物依舊人事已非的老街上，斑駁的紅磚瓦留下歲月的痕跡，卻也真實反映台灣時代變遷的今昔對比。
品嚐完客家風味菜，日頭又向西方挪移了幾步，但光線依然懾人。行走於田埂中央，大風一陣又一陣的吹過稻穗、髮梢，彷彿呼喚人們與之起舞，稍不留心恐跌入兩旁的小溝渠。
有人說綠油油的稻田是鄉村的標誌，倒也不為過，不過對許多人來說或許更代表童年回憶。
今日在澳洲所見到的客家人，大致可分為幾個時期的移民。首先，是清末時期因澳洲墨爾本開採金礦，需大量勞力，因此中國沿海出現一批又一批的移民前往澳洲，當中除了有被當成豬仔販賣的人口外，亦有懷抱淘金夢的移民，另一批較為特別的則為因太平天國事件被清廷追殺的人群。
這個時期的華人移民幾乎為男性，可視為殖民時期與勞力需求的關係。到達澳洲的移民，主要集中於幾個大城市，包括雪梨、墨爾本以及達爾文等地，到現今客家移民的後代已至第三、四代。
早期客家移民在墨爾本開採金礦，危險性高，又人生地不熟，因此有不少客家人帶了家鄉的食物、用具及菜籽，於礦區附近建立「中國村」聚落。聚落的房舍較為簡陋，甚至以帳棚作為基本的生活空間。其中，客家礦工因信仰關係，在挖礦過程中較不願往深處挖，深怕觸怒山神，是與歐洲白人相對之下所呈現信仰方面的差異。
客家人在澳洲，由於利益糾紛及外形留著長辮，是受到排華的原因之一。另外則因當時澳洲的白澳政策，使客家移民在當時受到許多不公平待遇，例如移民局的嚴查、課收人頭稅。以移民條件來看，早期澳洲客家移民與美洲客家移民在背景與處境上有相當相似之處。除了挖礦的這批人，其餘分散在其他城市的客家人，所從事的行業多為餐館及商店，也與美洲客家人相去不遠。
早期的客家移民，由於中國戰亂、經濟、社會等條件的推拉下，形成客家人社群在澳洲的初期形成。接著有一大批客家移民則在1970、1980年代原先居住於東帝汶，但東帝汶受到印尼掌控時出現內戰及排華運動，受到此影響有不少客家人移民到澳洲，並因歷史、文化因素形成獨特的想像共同體（周丹尼、黃靜蓉，2014）。
再來的客家移民則在70、80年代陸續從中國移民至此，有的是藉由留學後定居，有的則為經濟考量的移民。這批客家移民可稱為「新華僑」，是相當近代的區域移動，與早期客家移民在文化上的展現也有所不同。
澳洲客家的特別之處在於歷史上的關聯，受殖民與二戰後國際情勢影響，移民的過程、背景及流動方向使客家人在澳洲逐漸形成一定的社群。也由於受到澳洲政策上的演變，客家人在此的處境亦有明顯的改變。或許能針對澳洲與美洲客家再做些比較，觀看歷史如何形塑這批移民，以及客家意識在之間的形成與作用力。
客家足跡行影片探訪歐美非客家，從荷蘭、加拿大、美國到南非，可以發現客家人到海外有幾個不同的時間點。第一批到歐美的客家人多是在清末時期，經由勞力販賣或者尋求新生活到達鹿特丹、溫哥華、舊金山、美國等港口，並於港口旁建立唐人區。
這些華人多是由中國沿海包括廣東一帶遷出，因此當中有不少是客家人，其中又以惠州、梅縣人居多，多從事開餐館、商店、藥鋪等生意，以及有很大部分與美國修建鐵路的苦力需求相關。華人在異鄉生活，除了設立中華會館外，客家社群另成立客家會館或客家聯誼社團，例如荷盧比崇正會、美國中西部客家同鄉會等等。然而，從影片中也可以發現，這些冠上「客家」二字的相關社團，大多是在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成立，意味受到華人及客家族群建構的影響，並非早期一開始移民時就有客家的稱呼。
除了原先直接從中國沿海移民的客家人，另一部份則是由台灣在50、60年代到歐美求學後移民至此，這些後到的台灣移民，帶入台灣客家元素，包括採茶舞、客家山歌、花布衣等，與早期第一批的客家移民相比有較為明顯的台灣特色。
再者則是陸陸續續從香港以及中國開放後移至歐美的客家人，他們有別於台灣移民，這批移民受到中國與台灣政治上的關係，也影響了會館的政治取向。較為明顯的是舊金山的人和會館及南非的客家聯誼會，影片中可見到五星旗高掛，顯現政治因素在當中仍有其作用。令人較感意外的是，人和會館雖以孫中山為其崇敬對象，也保留許多孫中山與華僑往來的公文、文件，卻是掛五星旗，當中的政治轉變是個人較感興趣與疑惑之處。
整個歐美非客家系列影片，仍可感受到拍攝者有選擇性的選取訪談對象，並且不斷強調「不忘根」以及客家人對自身文化的堅守與一些美德、特性，似乎有意連結華僑與中國家鄉的關係，當然，因為製作單位是中央電視台，自然可思考到這一層意涵。然而，由於客家文化的提升，相對影響到客家認同，從影片中受訪者對客家文化的驕傲感可見一斑，或許也是值得再進一步了解客家認同如何在海外形塑及其轉變之過程。
影片首先將關注點放在沖繩，沖繩與台灣乃至中國有歷史淵源。在沖繩，有所謂久米三十六姓，又稱閩人三十六姓，顧名思義這些人多來自福建，然而福建當中也有客家人的蹤跡。當中客家人在遷徙中移至琉球，長期相處下琉球在某些地方似乎受到客家文化影響，例如立春掃墓、風水、灶神。但若進一步觀看，並沒有足夠證據說明客家與琉球在歷史上有直接關聯。
現代與客家文化有明顯交流的是在台灣客家人移民到沖繩所做的交流。例如將台灣客家的採茶戲搬到沖繩教授當地人，以及開客家餐廳、在學校教授客語。這些客家人的身影也能在日本本土找到。然而相較於世界其他的客家地區，日本客家人數相對少得多，學者預估只有數千人，而且多是從台灣移民過去的客家，主要是藉由到日本留學、工作的關係移民。
此現象說明了日本與先前讀到的東南亞客家相異之處，這也反映在日本客家會館上。日本客家會館雖然成員多來自台灣，但早期受到中國與台灣在政治、國際情勢上的影響，使得客家會館從原先偏向共產黨轉而出現分歧，現今則與台灣關係較為密切。當中的關鍵在於台灣曾發生白色恐怖，使部分客家人移至日本；轉變點則因台灣經歷政黨輪替有關。政治上的敏感性使客屬會館有「不問政治」的宗旨，是相較於東南亞客家會館較為明顯之處。真正較有組織的是東京崇正會、關西崇正會。
會館在日本，與東南亞會館另一較不同的地方是在規模的大小及性質。日本客家會館規模通常不大，甚至幾個家庭就能組成一個組織，且組織性質較為聯誼性，因此多少帶有階級性，財力、地位較不足的客家人可能因面子、其他因素沒有加入。隨著台灣客家的能見度提升，日本客家在組織客家文化也受到影響，例如以山歌作為傳承文化的媒介。
然而日本客家會館面臨到的挑戰則與東南亞客家會館較為相像，主要在於缺乏年輕一代的參與，以及客語的流失問題，許多在日本的客家第三代已完全日本化，不會講客語，此現象在其他地區也有此一趨勢。若說將日本客家作為未來台灣客家的發展，或許較為悲觀，但長期來看似乎又不可避免。如果語言上的消失，但保有對族群文化的認同，那麼這種模式對於族群文化的傳承能被保持多久？
越南，位於中南半島，與其他東南亞國家較不同的是其與中國在歷史上的淵源。由於地緣、經濟、戰亂等因素，華人移民早期陸陸續續從中國遷至越南，這些華人多來自廣東、福建、雲南等地。華人在越南設有各地會館，其中與客家較為相關的是「崇正會館」，旗下並設有學校等組織，作為聯絡華人社群的媒介。以華人分布的地區來看，胡志明市是華人人數最多的城市，其他像是河內亦有不少華人居住。
移民的原因在經濟方面，受到廣東、福建地狹人稠、山多田少的原因，以及清末太平天國、中法戰爭、國共內戰影響產生遷移。中法戰爭中的劉永福黑旗軍，當中就包括不少客家人。會館在越南作為華人的信仰中心，協助華人的生活，崇正總會的設立可視為客家在越南進一步跨越地區性的組織。
客家人當中，大埔人主要販賣藥材，而梅縣人則是製作麵包，其餘像是開餐館、商店亦為客家人的經濟生活之一。越南客家較為特別之處，在於會館與廟宇合而為一，常常會館下就設有廟宇，並藉由向外擴展辦學校、醫院等設施。另外則是「客家幫」組織，客家幫的成員並非全來自客家人，也包括不同地區的華人，只是客家為多數。客家幫多從事打石、陶瓷業，此組織概念也由於內部並非一致性，因此在語言使用上非全以客語為主，某種程度亦造成客語的流失。
越南客家與當地少數民族關係密切，特別是和壯族、侗族及畬族在文化、語言上的關聯性。而越南的民族識別中，有分為「ngai族」、「儂族」，皆與客家頗有淵源。雖然在學界尚無法完全將這些民族等同於客家，但客家與少數民族的文化影響確實可作為研究越南客家的方向。客語在越南的使用受到潮州及越南語影響，發展出獨特的客家話，卻也因族群的互動，客語在當地有逐漸流失的危機。
泰國華人中，廣東籍人數最多，然其中以潮州人為多數，客家在當中只佔部分，移民從唐朝以來就陸陸續續進入泰國，清末則為移入的高峰。客家人在泰國，依著家鄉來源的不同，發展出各種行業，梅縣人多從事布店、裁縫、洋行；大埔人則以五金行為主。
由於移民的關係，客家多集中於泰國大城與曼谷等地，為了聯繫同鄉間的關係，與其他東南亞地方相同，亦出現不少客家會館，而「客屬總會」的成立可說是將不同地區的客家聚集，並設立泰國中華學校做為推廣海外華文教學的核心之地。
受到台灣客家影響，客屬總會可見到強調「硬頸精神、互助團結」等標語，在其會歌當中，更加強調客家傳統特質的觀念。泰國客家意識的興起受到台灣與中國的影響，與其他地方較不同的是，泰國有一批可家台商到當地經商，因此有台灣鄉親會館的成立。會館早期作為凝聚同鄉的地方，隨著時間演變，會館也發展出不同的功能，重構了泰國客家風貌。
泰國客家與其他東南亞地區的客家相較之下較具特色是信仰部分，受到泰國當地及移民影響，呈現出在地化的華人信仰。有別於馬來西亞對「大伯公」的稱呼，泰國華人則稱為「本頭公」，除了本頭宮外，還有「本頭媽」、「本頭公媽」。「本頭媽」所奉祀的對象是當地的土地神祇，是在移民過程中在當地逐漸形成，與一般「伯公」有所差異，主要是潮州與客家人結合影響下所發展出的信仰。
有學者指出，本頭公其實是從潮州人對三山國王的稱呼而來，本頭公掌管地方陰間的鬼魂，類似城隍爺，但除此之外，本頭公亦有祭拜當地的英靈、鬼神，又與台灣義民廟相似，可說是一種掌管人鬼間的土地神。從本頭公及華人信仰的發展可以發現，泰國客家雖沒有屬於自身社群的神，但客家人所祭祀的廟宇受到其他華人社群影響，人群在互動中產生在地化的信仰。廟宇中，還可見到受到泰國人影響的影子，例如有些廟宇會用黃色的蠟燭，或在廟宇旁奉祀泰國佛教的神祇。
泰國對華人是採取相對同化的政策，也因此泰國華人對於華人的認同沒有其他東南亞國家來的深，反而出現認同多重性與文化混雜的現象，這使得不管是潮州或是客家人呈現出的文化更貼近在地，融合泰國特色的客家文化與原鄉的產生相異的文化現象。
馬來西亞客家相較起新加坡客家人，以當鋪、中藥店鞋店等行業為主，影片中呈現出馬來客家的特色產業，包括錫礦業、珠寶店、油棕。其中錫礦及油棕與當地盛產有關，這使得19世紀許多客家人冒險來到南洋維生，甚至是經由與當地所簽的契約華工被當成「豬仔」賣到馬來西亞，這些客家人在馬來西亞華人中，如今也佔有一定比例。
其中影片特別提到馬來西亞的制度「甲必丹」，這是荷蘭殖民時期的產物，華人甲必丹也就是幫忙處理僑民之間的事務。由於客家人在馬來亞華人中比例不少，因此著名的馬來亞客家人葉亞來就曾被任吉隆坡第三任甲必丹。
葉亞來之所以富有盛名，原因在於其除了重整錫礦業，並興建雪隆惠州會館，作為協助同鄉及錫礦工作等事務，好凝聚來自惠州客家人的力量。葉亞來一生掛念家鄉惠州，雖然最後因病無法回到家鄉，但對惠州客家人及會館成立的貢獻在馬來西亞仍為人所感念。葉亞來因陷入吉隆坡內戰，內戰後於1864年建「先師四師公」廟，「先師」指的是葉亞來的上司，而「四師」則是其戰友，這間廟宇也成為當地相當有特色的客家信仰，是其他地方的客家聚落所沒有的，也因此當地有一條街即被稱為「葉亞來街」。
馬來西亞客家另外著名的行業是珠寶及橡膠。油棕的開採與客家人移民息息相關，甚至成為馬來亞重要的經濟來源。早期開採是以竹竿綁鐮刀的方式進行，隨著機械化發展，工具也逐漸以機器替代。
其中著名的客家人為李萊生，是馬來亞的橡膠大王，關於從事生意，李萊生認為客家人做生意靠的是「誠信」；而從事珠寶業的吳德芳，其母親則是以「窮不能窮教育」的方式沒有子女，從中看見客家人重視教育以及以「誠信」作為信仰的族群生活，創業的過程可見客家人對自身刻苦耐勞與勤儉的描述及讚揚。
這些印象則令人思考不知是否與後來對客家的建構與想像有關？而馬來亞對客家群體的想像又是從何時開始？相較於新加坡的會館特色，馬來西亞是否也與此相同，或者又是以何種方式形塑群體的認同？
影片後面介紹兩個客家城市，包括金寶以及怡保，同樣是在探討錫礦與客家的關係，我們也可見到錫礦的興衰歷程，如同客家文化在當地的消失、認同與再現。昔日的錫礦坑，在錫礦業沒落後成為上千個錫礦胡，作為養殖、旅遊、生態等用途，展現華人在開墾過程中的歷史。
或許，丘思東所建的「錫礦博物館」，亦可視為客家的在地化，呈現出客家的遷徙歷史，不再只是外來者，而是與當地產業、城市發展密不可分，成為當地社會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海外華人中具獨特產業的客家群體。
新加坡客家有別於港澳緊鄰中國，以海洋相隔的東南亞，客家的存在呈現遷徙的過程。新加坡客家的移民主要是在明末清初之際為躲避戰亂，由福建、廣東下南洋，起初來的並不多，在1819年因英國人萊佛士希望將新加坡建成遠東商港，於是大量招募華工進駐，許多客家先民因此從馬來西亞及印尼來到新加坡。
新加坡客家在新加坡華人當中算少數，最多的為來自福建的閩南人。也因此，使得客家為照應彼此，成立許多同鄉會館，這也是新加坡客家相對於其他東南亞客家較為突出的特點。這些會館經過時代的變遷，功能與價值也發生變化，特別是經歷新加坡建國與其政府強調形塑新加坡多元種族、愛國精神等因素，使會館以往具有同鄉聯絡感情、醫療、教育、扶助等功能逐漸轉型，現今反而成為保存、發揚客家文化的重要媒介，這之中經歷了所謂的過渡期。
提到新加坡客家，除了各會館的重要性，「多元族群」也是形塑客家群體形成很重要的關聯。客家在華人社群中所佔比例不多，面對其他族群的關係，客家將「教育」視為重要的文化傳承，設立許多學校供子弟讀書，會館設有獎學金等。
海外客家也成為當時中國對日抗戰重要的援助來源，許多海外華人將從商所得回饋於中國，似乎在與原鄉的連結上有緊密的關係，這或許與漢人傳統對於宗族、家庭、家鄉觀念濃厚有關，當然新加坡客家在這方面也有不少資料紀錄。
當中不得不提到新加坡著名的商人胡文虎兄弟，胡文虎從事萬金油生產，從父親緬甸手中接手中醫，所生產的藥品廣為華人地區所知，將其視為新加坡客家的代表似乎不為過，但其反應不僅是客家在東南亞的發展，從胡文虎對家族的經營亦可從中認識海外客家族群與原鄉客家存在的差異性及探究。
何謂「文化」？何謂「文化意義」？當我們提及文化時，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一個群體的生活方式，包括價值、信念、信仰，甚至是象徵符號。但卻鮮少關注這些價值、表徵如何與社會產生連結，甚至是由符號帶來一連串關於權力、互動的過程。「文化」受到社會結構、社群網絡、制度等影響，文化與社會是交織在一起的，往往又以「文化物件」的形式展現在日常生活中。
文化意義，從人類學關注部落傳統文化到潘乃德提出文化模式的構想，認為不同群體所形塑出的文化具有不同的樣貌。文化間並沒有優劣之分，雖然此理論為文化相對論提供不同的觀點，但有關「文化」的觀念卻為埃里克‧沃爾夫所批評。
沃爾夫以在人類學中提出馬克思觀點而聞名，其認為文化並非靜止不變且和諧一致，文化的呈現事實上是具有歷史與權力的作用，特別是受到國家及全球互動中的影響。而社會學對於文化則較強調社會結構與生活中各層面的展現，如經濟、政治、社會秩序等。
在《變動世界中的文化與社會》一書中，則用社會學來觀看文化，提出「文化物件」與「文化菱形」的概念。文化物件舉例來說，「黃色小鴨」即為一顯著的表徵，被創造者所創作，一開始被視為是藝術作品，但此文化物件在世界各地卻造成不同的效應。
原先小鴨具有純真童趣、自然的意涵，但到了台灣卻形成一股「小鴨效應」，不僅各種小鴨商品出現，甚至吸引廣大人潮，新聞也以誇大手法連續追蹤小鴨，成為商機來源。黃色小鴨從文化物件轉為文化工業的產物，對於接收者而言，黃色小鴨不再只是一隻「鴨子」，而是具有象徵意義的物件。代表著流行大眾文化的產物，面對不同的接受者，「小鴨」存在的意義也為之不同。
那麼對於文化物件是誰創造的？又有誰有權力去創造、詮釋它？文化物件的組合其實是處於建構、解構和重構之中。也就是說，我們所見到的文化物件、文化展現並非本質不變，而是在建構中逐漸產生。
香港及澳門的客家相對於中國其他客家地區是較特別之處，原因在於以往我們都認為港澳大多數講廣東話，因此不留意並不容易察覺原來港澳客家人數其實不算少數。然而港澳的客家是什麼時候遷入的呢？與當地又有如何的互動？
香港客家在歷史上的移入與清朝「遷界事件」有相當大的關聯，此事件使來自粵東、五華、大埔等地的客家先民進入香港；而澳門的客家則主要與四個事件相關，分別是清朝土客械鬥、苦力貿易、東南亞排華運動以及中國改革開放後遷居。
從以上事件我們可以發現，移民的背後存在不同因素的拉、推力，並非全然人群本身的動力，而是受到外在因素居多。移居港澳的客家人為了群體的生活照應，逐漸形成客家社群、村落，甚至保有客家式建築(圍屋、半月池)，例如香港曾家圍屋、新界圍村、上禾坑村、澳門九澳村等。
村落的形成因所處地形、環境的不同有了相異的生活方式。香港客家相較於本地人的肥沃地，大多居於山區，又以山坡地較為集中，靠耕田維生；澳門客家則多為處背靠海灣地，以捕魚為主。如此形成的信仰就有了差異，「伯公」仍是最普遍的客家信仰，然相較其他地區的客家，對港澳客家沿海居民而言媽祖就成了重要的守護神。並不因其來自閩南地區就受到排斥，信仰的發展會跟隨著居住環境與生活習慣的需要而改變，「族群守護神」的界線並非如此嚴明，而是跨越地區性，神祇是否有靈性、能夠發揮庇佑作用對群體來說才更為值得注意。
港澳客家遷入當地已有幾百年歷史，在與本地人及不同文化的揉合下形成獨特的港澳客家，當然也相對使傳統文化發生變化。港澳客家有一共同點，即是受到外在不同元素的文化影響。以香港來說，除了客家以及當地廣府人，尚且受到英國的殖民；而澳門除了來自中國各地的移民(潮州、閩南等)外，受葡萄牙及東南亞文化影響也相對較深。
不同文化的接觸反映在建築、語言的變遷上，例如香港在1980年代政府實施的西班牙式建築，語言上的現代用語則更為明顯受到英語、廣東話影響，這些都是在與客家之外的文化發生互動所形成的結果，如同台灣客家受到原住民、閩南、日本影響後形成獨特的用語。
不同文化群體的互動也相對帶來文化流失的可能。隨著都市化興起，客家青年逐漸離開家鄉到城市工作，在社會求生不得不面對主流化的壓力，傳統與主流的衝擊在語言上表現最為明顯。香港客家話面對廣東話與政府政策成為邊緣群體，人們在尋求融入主流文化下逐漸失去以客家話溝通的能力，特別是三十歲以下的青年，家中長輩為了與小孩溝通反而需要學習廣東話，這種情形也反映在台灣客語的變遷上。
城市興起帶來更多發展及可能性，卻也因交流更加方便使相對弱勢的文化面對主流壓力造成文化流失的結果。若說不同文化的交流所形成港澳客家的獨特性，但此種獨特性卻是在面對不同程度的文化衝擊下形成，是否文化互動就勢必使一方文化逐漸消失？如果主流價值觀或者政策發生改變是否有機會使相對弱勢的港澳客家再受到社會注意，形成文化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