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漢人？當我們用「漢人」形容一群人時，是以什麼來當作認定的標準？是文化，還是歷史？而在中國歷代以來以漢人為主體建構出的「華夏」概念，是否皆一成不變？
顯然並非如此，作者王明珂試圖藉由描述「羌族」的歷史以及其與周遭的互動來解構「華夏邊緣」。這「邊緣」並非固定不變，而是隨著歷史的變動發生變化，包含羌族如何形成族群認同，羌族徘徊在漢人與非漢人之間的身分轉變。
羌主要位於北川，長期處於華夏邊緣模糊地帶，戰爭的發生與遷徙使互動發生，互動過程中漢人對當地土著文化的歧視與對自我文化的誇耀、展現都使得羌人繼而模仿漢人文化，設法將自己成為漢人，好擺脫「蠻子」的身分與躲避中國軍事的鎮壓。這當中就出現使用漢人姓氏、穿漢服、用漢語，另外則是對「歷史記憶」選擇性遺忘及建構，「湖廣」的原鄉記憶因此普遍成為當地人的家族史。
然而，土著對漢人身分的認同並非如此順利，作者認為「一個族群內部仍有不同的階級、性別與地域群體」，也就是所謂「一截罵一截」互相歧視的體系。城鎮、山村、下游村寨、上游的人皆認為自己是漢人，卻又被他者視為蠻人，顯然族群的身分並非全然主觀或客觀，兩者對族群的形塑皆有影響。
羌人對族群認同從過去努力成為漢人，在1980年代後轉而對「羌族」身分產生認同。除了逐漸消去的歧視，以及利益面的考量外，文中也提及「歷史記憶」的重要性，特別是「大禹」對北川地方的象徵地位。
過去當地人是藉由「禹興石紐」來表明對華夏的認同，試圖撕去被貼為「蠻子」的標籤，但隨著時代轉換，現今反而對大禹形成另一種解釋，連帶其他層面的重新詮釋。大禹成了羌族的祖先，蕎麥是羌族民族的穀神，原先紀念何卿的走馬廟變成紀念羌人的悲劇民族英雄，從「漢人」轉回到「羌人」的認同。文化歷史的想像促成族群的建構，漢與非漢之間是長期的歷史變遷，而非完全是現代的建構。
羌族徘徊在華夏邊緣，究竟是漢還是非漢？這樣的例子讓人想起台灣的原住民，可視為另一種的「華夏邊緣」。漢人勢力漸漸進入台灣，原本居住在西部平原的平埔族在通婚、模仿等因素下逐漸漢化，當中也包括漢人對漢文化的自誇與對他者的歧視，例如「番人」的用語。漢化較深的平埔族被稱為「熟番」，較不受漢人教化、繳納賦稅的則稱為「生番」。
羌人的情形也是如此，「熟番」與「生番」的界線成為是否被歸為華夏的標準，某種程度是漢文化深入程度的差別，以致早期清朝版圖並沒有將台灣東部納入。「熟番」與「生番」的另一差異性則在於被漢化較深的一方文化流失也較為嚴重，幾乎已看不出原先的傳統文化，「生番」當時雖被視為化外之地，卻也因此能保留下較多南島語族的文化。
如今，原住民身分獲得重新詮釋，已成為「漢人」的平埔族如同羌人轉而認同「羌族」文化般，也開始重構對祖先、歷史的記憶，例如西拉雅族的正名運動。值得思考的是，部分「原住民」身上有著漢人與南島語族的血統，對族群的重構卻使某些人願意認同「原住民」的身分。若除了現實上的利益問題，是否也有如同大禹地位象徵、羌族是古老民族等對羌人形成光榮歷史記憶，抑或集體受難記憶的可能性因素包含在其中？
「族群是歷史與歷史記憶的產物」，個人覺得當中的意思在於族群並非是一個完全現代性的建構，必須要有一定的歷史發展過程，加上一群人共同擁有對歷史的記憶。客觀的認同在族群建構中固然有其影響，但主觀的認同或許更為重要。對身分的追尋、想像，使得什麼是「漢人」並非有一定的標準，如同華夏的邊緣是會變動，族群的認同與建構也並非是固定的結果，而與時代及大環境變化有著深切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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