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釋人類學－紀爾茲

        紀爾茲（Geertz）作為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提出新理論去表述文化，深刻刺激人類學界的發展，特別是關於詮釋（解釋）人類學方面，影響人們看待不同文化的方式。在紀爾茲的研究當中，其認為當身處在某個文化時，難以做到客觀的觀察者，而是作為一個詮釋者，這點在紀爾茲《文化的詮釋》一書中可看出。紀爾茲以文化概念基本上是屬於符號學，來說明人在文化編織的網絡中，並非分析是否正確，而是如何去解釋文化符號的意涵。

　　這即是「文化即文本」的概念，文化的存在並非作為社會運作的功能，文化本身即可視為社會運作的一環，是可用來解讀的。也就是說，文化符號不存有本質上的意義，而是符號如何被操作成有意義的象徵物。在這過程中，人們會對符號產生不同的詮釋，並創造出新的意義，詮釋也會因不同的讀者、時間等因素發生意義上的改變。

   　 例如潘乃德所著的《菊花與劍》，書中提及日本文化具有雙重性格，此性格影響到戰爭、性慾、教育等方面，讓身處美國文化的讀者感到訝異；然而，這樣的詮釋方式並非絕對，只能說是相對於美國文化，日本文化的表現方式與其相異，因此產生如此詮釋的看法。若今日是非美國文化者對美國文化的詮釋，也可能產生相似的詮釋方式，認為美國文化存在｢矛盾｣，標榜「愛好和平」卻時常在他國「發動戰爭」。因此，面對文化的樣貌，甚至是符號的意義，詮釋的觀點不同即可能產生完全相異的解讀。

　　符號非本質性，而是在詮釋過程中不斷被創造、賦予意涵。這令人想到所謂「中華文化」，現今提起「中華文化」，常會連帶提及「龍的傳人」、「中原起源」、「華夏民族」等符碼，甚至有人將其視為本質上的存在，認為「中華文化」是五千年來源遠流長的輝煌文化。然而，「中華文化」的形成卻是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逐漸被形塑，關於「中華」的稱呼也是晚期才出現，「龍的傳人」更是如此，但此符號往往被加諸在此文化群體裡的人們，以及帶有「光榮」之感的意涵。

   　 由此進一步討論，文化在符號被意義化的過程中，時常被認為是具有本質性的，卻忽略這是集體創造的產物。因此，文化作為文本，在解讀文本時，人類學家的工作就極為重要，對於被人們視為本質性的事物提出新的解讀方式，以及符號意義在歷史脈絡上的演變，需不斷創作，藉由理解與觀察去詮釋文本。

　　紀爾茲對人類學界的貢獻在於對文化詮釋提出新看法，強調文化如何被理解的過程，而非功能上、本質上的意義。並認為試圖對一個文化進行了解，必須前往當地待上一段時間，而非以遙遠的方式研究。

    　最著名的是紀爾茲到印尼的鬥雞研究，藉由與當地人的參與，去詮釋文化，拉近與當地人的距離。另外則是對爪哇喪禮的闡釋，過去結構主義只會把喪禮視為有功能的習俗，但實際卻不然。在紀爾茲的研究中，案例顯示喪禮已不具功能，卻展現當地對國族認同的矛盾，以及呈現出社會生活的寫照，喪禮仍是作為文化展現的一部分。

　　因此，紀爾茲說明文化的變動性與不確定性，並沒有本質性的存在，人類學家即是在觀察人們如何去創造意義的過程，如何將文本詮釋、建構成有意涵的劇本。而這些，都被視為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