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加爾各答的客家移民》

 　　此篇文章主要探討在印度加爾各答的客家人身分、族群認同如何受到歷史變遷影響。印度的客家人在全球客家人分布來說並不算多，早期移民在19世紀開始，從中國廣州梅縣一帶遷徙至印度加爾各答，當時仍屬英國殖民政府時期。

 

      客家人藉由水路交通到達此地，由於當時貿易需求，客家人主要從事貿易商以及擔任技術工人，這些移民到此的多為單身的男性，過一段時間就回家鄉，並沒有長期居住的打算。加上英國殖民者對於當地印度人無法全然信任，因此華人的木工即成為為英國人服務的角色，除了木工之外，鞋匠也是華人主要工作。

　　受到中國內部的動亂，在1911-1961年間出現一批向外逃難的華人，此階段與第一階段相比，增加了不少婦人與小孩，此時期的華人又因方言而區分成客家人、湖北人以及廣東人。不同來源地的華人也因此有各自的群體及從事行業，客家人主要以皮革製造業為主，廣東人則是多以木匠，而湖北人則從事牙醫業。

      

      當中以客家人從事的皮革製造業被視為高汙染的行業，且在具有種姓制度的印度人眼裡，皮革行業需要接觸死去的牛隻，為不潔、汙穢的職業，也因此客家人的皮革業集中在塔壩地區，位於都市的邊陲地帶，某種程度象徵了不被治理的邊緣性。

　　早期移到印度的華人與印度政府保持良好微妙的關係，但隨著1962年中國與印度發生的邊界戰爭，導致華人在印度的處境更加艱難，不僅華人學校、銀行、商店等接連關閉，華人的身分被視為「外國人」，必須受到監視與集中管理。許多華人在此時期移居到第三地區，剩下的華人也因政治因素再一次形成「他者」的界定。

      華人開始被種族化，連帶影響原先華人社群的生態，客家人也逐漸因為行業、地區的群聚性建立起自我的社群。客家人雖所屬華人群體，然而與其他華人相比，客家人以自身的語言、文化強化自我認同，加上塔壩地區長期被當地印度人視為汙穢區域，使客家人在被種族化、邊緣化與當地社群隔離的同時保有對「客家」的認同。

　　然而，塔壩地區卻因為都市發展計畫，逐漸被納入加爾各答都市擴展的範圍，皮革工廠被印度政府裁定需要搬遷。面對政治壓力，塔霸的華人餐廳反而增加，形成所謂的「塔霸中國城」，中國城的建構不單是華人聚集的結果，更是族群認同的來源。族群與他者的互動形成「我者」與「他者」的區別，原先因為種姓制度因素使客家人與印度人社群區隔，卻又因為政治因素使得中國城的中華美食街打破過去的族群界線，讓客家人重構自我認同並展現族群身影。

　　從加爾各答塔霸地區的客家人遷徙變遷來看，人群的移動會受到政治政策的影響。早期從中國移到印度是由於政治動亂，來到印度後又因為中印關係的惡化使華人地位被邊緣化，最後卻因都市計畫讓塔霸地區再次受到重視，客家人以「中國城」的方式再次展現族群特性。

      歷史過程中不斷形成自我與他者的認同，在邊緣化下保有對客家群體地位的意識，而現代國家的壓迫卻使少數族群的客家再現。因此可說印度的華人移民與大環境因素密切相關，客家認同則始終與政府政策相互影響，在歷史過程中不斷地建構與被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