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之所以能成為「文化」，原因在於底層社會展現出的生活方式即代表了一種精神、脈絡。貧窮人所處的環境也是經由不斷與社會的互動所形塑，並非孤立存在於社會。因此，生活在裏頭的人們，看似被結構性因素束縛，卻仍試圖展現能動性。當中的個體，並非是完全被動，他們也具有聲音、情感乃至主體性。
此書中，作者藉由描述墨西哥五個家庭的一日，記錄下一天從早到晚的生活情景以及家庭成員間的互動，試圖不加入第三者意見，讓人物聲音自然展現，烘托出畫面感。我們可發現五個家庭具有不同的背景、社會地位，但生活故事的呈現與社會仍有一定關聯性。因此，接下來將以兩個家庭，分別是第一個家庭－馬廷那家和第五個家庭－卡斯特羅家做一個對照、討論，何以兩種截然不同生活方式的家庭卻皆屬「貧窮文化」？之間的異同又該如何解釋？
首先，兩個家庭在社會地位上即存在明顯差異，馬廷那家為墨西哥鄉村的農民，靠農作與替他人耕作維生，生活艱辛；而卡斯特羅家則為暴發戶家庭，家中男主人大衛為經營水泥生意的商人，生活物質條件充裕。在此，社會地位所代表的是「一個人或群體的身分在社會得到的聲望」。馬廷那家的男主人丕多羅雖曾參與墨西哥革命時期，並對政治抱有極大的抱負，但革命後卻令他感到失敗，物價的提高讓他領悟到「剝削依舊，只是從阿西安達主換成了政府和銀行家」。
二十幾年的政治生涯並沒有為他帶來社會地位的改變，即便他將期望寄託於大女兒孔威塔的教育上，但孔威塔意外的懷孕和婚姻再次使丕多羅離「提升」家庭的希望相去甚遠，仍然為日復一日的農事、生計奮鬥。相較於丕多羅革命後依然為農夫，大衛則在革命後成為擁有百萬資產的水泥商，當然這當中不能忽略大衛母親在戰爭中為討生活所做出的犧牲。面對社會的變動，兩個家庭呈現出對於制度改變反映在地位上的流動與變化，丕多羅與大衛在過程中皆渴望「改變」，只是追求的方向與方式不同。
一個較為理想主義，另一個則是以較實際面的學習技能加上機運，試圖衝破原有的藩籬。在此我們看到的是即使原先為低層社會的人們，都在為生活尋找新出口，他們並非任勞任怨的過活，而是流動於階層的邊緣。這個邊緣在社會動盪時不易穩固，身分的變動常就此發生；但是，某些時候，動盪所產生的改變較為表面，無法輕易影響深層的性格。這也是為何雖然卡斯特羅家在社會地位上看似有流動，卻仍作為「貧窮文化」討論的原因。
由此，進一步轉向家庭間的關係、互動。馬廷那家常礙於生計問題，經常須向他人借錢，才能解決三餐溫飽，工作上分工與傳統農家相仿，男性出外忙農事，女性則在家中處理家務。同樣的，卡斯特羅家也是「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女主人以沙別主要以照顧小孩為職責，家中的其他家務則雇用女傭、廚師料理。
性別的分工在這兩個家庭裡似乎仍保留傳統社會對性別的價值觀，「以男性為中心」的經營模式，女性雖然在男性外出工作時儼然成為家中的「管理者」，但家中發言權明顯依舊掌握在男性手中。男性代表權勢、權力的象徵，女性在傳統上則為被馴服的對象，在農業家庭中較易彰顯，隨著時代改變性別角色必定受到某種程度的調適，但在這兩個家庭中，依然可見舊社會對性別價值觀的影響。另外，這兩個家庭中的男主人在外皆有情婦，在當時墨西哥社會也屬常見之事，藉由先生與情婦的互動間接反映出夫妻間情感的變化。
因父親經常外出工作，小孩與母親的關係親密程度是高過父親，不過在卡斯特羅家卻呈現另一種面貌，這必須與上述所論及身分地位轉變及精神、性格的關聯做討論。卡斯特羅家雖然富有，性格上卻脫離不了當時仍處貧窮低層社會遺留下的特徵，例如性格上易粗暴與貧窮時環境較惡劣有些關聯、夫妻相處時常因家務事爭吵、婚姻多為自由結合而非經過教堂且合乎法律的正式婚姻。也因夫妻雙方的性格，連帶影響與小孩間的關係。
卡斯特羅家的三個男孩不管在行為、言語上皆展現出如同父母財大氣粗的個性，不僅對女傭無理，甚至目中無母親存在，直接以難聽的字眼回嘴。家庭性格與父母的身教有莫大關聯，並非所有生於富有家庭的小孩皆為如此，而是在與父母互動中習得。上述顯示，低層社會對於生活的價值觀及精神並不會隨形式上變化消失殆盡，反以一種新的精神存在社會流動之中。
談到婚姻，不得不提到「信仰」。「信仰」之於中南美洲社會具有相當重要地位，論及「信仰」在此就必須與「殖民文化」有所關聯。墨西哥受西班牙殖民影響最深的即是在於宗教與語言，從兩個家庭中尚可看出端倪。馬廷那家的男主人丕多羅在對太太和狗講話時會用土語，而和孩子們講話時則自然轉換成西班牙語。以此解讀，在丕多羅的眼裡，妻子與狗是相對傳統的象徵，而孩子則為新時代，也就是後殖民的展現。
語言的使用代表主流與非主流的消長，本土文化在外來強勢文化的殖民下逐漸趨於弱勢。除了語言，墨西哥在其他生活方面則受到美國文化的影響極深，包括外來企業、舉凡一切的日用品乃至政府制度的制定莫不有美國的影子。強勢文化的入侵反襯出自身文化的貧瘠，不僅中產階級，連農民生活也連帶影響。至於在宗教上，墨西哥基本遵從天主教信仰，但隨著時代改變，基督新教的進入成為對抗舊傳統的象徵，代表著改變、威脅。
因而，從丕多羅「改宗」一事中即可見到親戚、鄰居對於此事的反感與恐懼，認為此舉違背了上帝的意旨，會遭致懲罰。雖然丕多羅在後來再度重回天主教，中間的過程卻已造成妻子和女兒在價值、心理上的衝擊。外來文化隨時代不同亦有新的強勢文化產生，相對弱勢的文化就易受到壓抑，外來文化在長期與當地文化融合下已成為社會的一種文化，其所展現出的生活方式成為低層社會的一部份，亦是構成「貧窮文化」的因子。
以上是藉由「社會地位」、「家庭關係」以及「外來文化」等面向來討論兩個家庭，發現看似差異極大的家庭（一為農民，另一則為暴發戶）其實內在仍有諸多相關性。也因此，「貧窮」作為一種文化，代表的並非是「是否被社會排除的群體」，而是這群人面對生活所展現出的行動與精神，他們如何藉由在家庭及社會上的互動試圖改變、調適所遇到的困難。
從三個面向我們也注意到，文化的構成是與社會脈絡息息相關。個體與家庭的連結、家庭鑲嵌於社會、乃至社會和社會之間也存在關聯，可見觀察一個家庭中成員的互動，背後所要觸及的乃是個體在結構中如何運作，是以什麼方式展現他的主體性，以及窮人在複雜社會中真實的寫照，進而對何謂「貧窮文化」有較清楚的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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