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匪》、《十九世紀北部台灣》、《霧峰林家》書評

　    歷史，長期以來作為有權力者論述的舞台，所記述的事件常是對整個社會、國家有象徵性意義之事，抑或經過選擇的紀錄。然而，社會的脈動並非光一個當權者所能決定，更不僅只是官方的歷史。

      

        近來，歷史研究試圖給予地方更多的主動性，所謂「地方」，是否相對於「中央」或許仍有可議之處；但「地方」作為被研究主體，其所強調的是不同的人群生活在不同的時期、地區，如何能以文化經濟面向被理解、認識；人民又如何在大環境的束縛下選擇自身生活方式以求生存。以此為探討方向，藉由《盜匪》、《十九世紀北部台灣》、《霧峰林家》三本書觀看國家與地方社會的互動，人民的歷史在過程中如何被詮釋、建立。

＊何謂「社會型盜匪」？

　　三本書中，除了《盜匪》外，《十九世紀北部台灣》與《霧峰林家》的舞台將轉到清代台灣，但盜匪所產生的環境背景亦可作為清代台灣討論的材料。霍布斯邦，身為一位左派歷史學家，在《盜匪》一書中關注的是「社會型盜匪」。有別於一般的盜匪，「社會型盜匪」與農民存在一種不尋常的關係，他們出自鄉間，卻是鄉民們眼中的大英雄，原因來自於社會型盜匪的目的－劫富濟貧、行俠仗義。「社會型盜匪」的另一特質在於小農的身分，多為勞動人口，常成為被地主剝削的對象。也由於此，社會型盜匪的出現若干挾帶著對欺壓者的不滿情緒。

＊形成「盜匪」的背景？

　　但究竟是什地理位置、環境，決定了盜匪的出現？一般來說，盜匪常出沒在社會邊陲地帶，行政管理較鬆散之地，通常此處也往往國家經濟建設落後、生活條件較差，以致農民受限於困苦環境，為尋求生存之道，加上長期遭受統治者壓迫的心理，使「盜匪」成為農民的另一選擇。盜匪的行動，某種程度反映了社會的崩潰，或者說是小農們試圖挽救、逃離原本生活所做出自力救濟的方式。然而，盜匪所存在的社會環境並不全然同質性的存於所有農村，其中的關鍵在於此地是否有階級性的經濟差異，例如是否有部分人掌握水權用以控制農民，也就是「相對剝奪感」的產生。

      社會型盜匪不僅反映社會環境的樣貌，農民同樣展現出求生存的行動力。也正因為求生存，農民不可能一年四季只以做盜匪維生，農耕仍是主要生存工具，特別的在於組成強盜群的來源。他們來自鄉村，卻不安作為社會邊緣人物，這群人中，包括逃離的農奴、自由人、逃工、逃學、逃犯、逃兵，在強盜裡頭扮演了重要角色。「社會型盜匪」和「普通盜匪」或許只是一體兩面，意即出了農村，這群人就如同普通盜匪，但論及「社會型盜匪」的意義在於其位處社會邊緣地帶、根植農村，在舊秩序的支配下試圖突破傳統藩籬，雖無法成為時代的革命者，卻反映了新社會的興起。

＊清代邊陲地帶－台灣

　　同樣的，清代的台灣亦身處帝國邊緣，移民社會為這座島嶼增添不少冒險、衝突，位於邊陲地帶的人民該如何與國家互動？《霧峰林家》和《十九世紀北部台灣》在此可做一個對照、討論。兩本書皆是敘述移民社會下清代的台灣樣貌，《霧峰林家》主要是描述在十八至十九世紀從中國漳洲移民台灣中部大里、霧峰一帶，家族如何從地方「土豪」身分轉變成「士紳」階級的過程。

     相對於中部的霧峰林家，《十九世紀北部台灣》則是記述了十九世紀的北台灣。此書藉由《淡新檔案》中的行政、司法案件進入清代淡水廳、新竹縣、台北府城，從漢「番」衝突、分類械鬥到土地糾紛，社會充滿不安氛圍。位處邊疆的台灣，是何種環境使這塊土地不時發生暴力事件，又是什麼因素促使霧峰林家發生身分上的轉變？

＊清代台灣社會環境

　　探究此問題前，首先，必須先了解清代台灣的社會環境。在漢人大規模移民台灣以前，台灣主要居住者為南島語族的原住民。隨著中國東南省分人口激增，加上山多平原少難以負荷過多人口，為求生存許多漢人開始向外尋求拓墾機會。幾次大規模的移民，除了荷蘭時期大量引進中國農民，海上走私貿易的盛行及明朝政府的海禁，無形中助長中國東南沿海海盜的前來。經過明鄭到清代，台灣已居住不少漢人，雖然清朝政府實施渡台禁令，卻無法遏止人民尋求生存機會的動力。

      這一關鍵影響此小島人民的性格，前來移民者包含不同族群，主要有閩籍的泉州、漳州、粵籍客家，以及原先在地的「土著」；然而其間文化、語言的差異是造成衝突不斷的因素之一。複雜的社會組成形成多元性，卻無疑為邊疆小島增添不少緊張氣氛。對於漢「番」衝突、族群械鬥，文化差異的背後最主要的原因來自於資源的爭奪，漢人往往為了土地、水源與「番」人甚至族群內部起衝突。紛爭的擴大與邊陲地帶薄弱的官府控制力有關，人民則藉此擴張勢力，形成派別，謀求自身利益。

＊人民與國家的互動

　　在《十九世紀北部台灣》－〈邊疆遺緒〉章節中也提及，暴力的根源來自於爭奪生存空間及資源，包括水源、土地、納租、錢債皆是爭執的原因，更可能因族群不同加強激憤的情緒。其中參與械鬥的人群，與《盜匪》論及盜匪人口組成可做比較。清初由於實施渡台禁令，禁止攜家帶眷來台，故當時移民、偷渡者多為隻身的男性。來到台灣後因無家庭束縛、婚姻責任，羅漢腳、遊民常互結為兄弟，形成如「天地會」、「小刀會」、「八卦會」等組織，有些甚至成為支持械鬥的武裝力量來源。

      這些沒有受到家庭、家族約束的人群，與「社會型盜匪」皆興起於社會邊緣地區，特別是行政管制較無法觸及的地方，例如農村。但是否能將「天地會」等組織視為「社會型盜匪」？兩者似乎無法完全等同，在目的上也各有所求。但若從民間的角度，「社會型盜匪」為正義發聲，是農民的英雄；「天地會」等組織某種程度作為反抗政府的團體，例如林爽文、戴潮春事件，象徵反抗清帝國殖民的人民起義。站在國家的對面，由地方挑戰「中央」，有反抗壓迫的意涵，亦可視為人民面對行政低落的行動。

　　除了這些組織外，在《淡新檔案》中尚可見到人民為了爭家產對抗行政體系的案例。儘管數次被駁回甚至遭受懲罰，婦人及其子仍展現出為求生存的決心。「法律」，作為國家控制地方的工具，作用力不外乎在於限制人民的行動；然而，面對體制的壓迫，人民亦有其使用權力的方式。《霧峰林家》中談及的林家家族身分在此也可作為「人民如何與國家互動」的討論。林家在台灣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從「土豪」身分轉為「士紳」階級，仍是國家與地方社會互動的展現。

    「土豪」，一般認知中將其視為地方上有錢有勢的惡霸，擁有自身武力，藉由團體、血親鞏固勢力，並從中獲取利益。「土豪」與土地的關聯相較起「社會型盜匪」要來的深，鄉里對其可謂又愛又憎。土豪的興起也與政府管理低落有關；然而土豪面對政府，不全然處於對抗位置，兩者間有時敵對有時又以合作方式打交道。當有叛亂時，有些土豪對抗政府，有些又接受國家的利益為其提供武力支援，霧峰林家即是藉由與政府聯手的方式逐漸由「土豪」身分轉變為為政府作戰的「台勇」軍，並為日後成為「士紳」奠下基礎。

＊結語

　　「土豪」、「地方菁英」、「士紳」其實在本質上並無所差別，決定其成為何者的關鍵在於其選擇向誰靠攏？如同一個鐘擺，靠向國家抑或地方。此流動關係正反映出台灣移民社會的樣貌，人民為求生存尋求有利的生活方式，站在國家對面或與國家並行，並非固定不變的準則，而是隨自身考量改變適合的生存之道。

      三本書中，我們可以發現，人民在大環境的限制與變動下，亦不斷改變身分以因應生存方式。受到壓迫時成為「社會型盜匪」、為爭奪資源爆發「衝突」、為了利益由「土豪」成為「台勇軍」、為自身權益展開長期司法抗告，不都是人民在面對體制所做出的行動，即便只是地方百姓仍試圖展現其能動性。國家與地方社會的互動是雙向的，地方人民選擇有利其生存的方式，國家亦權衡其中的利弊做出決策，改變制度以利管理。人民在大環境結構下如何被理解，不光只是從國家或者地方角度，而是位處邊陲上的人民如何與國家產生互動，互動的過程正是地方史所要探究的方向，人民的歷史也是藉由互動得以獲得進一步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