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山國王，誰的神？誰的歷史？

一、前言

　　「三山國王」，常被用以作為客家人的守護神，在台灣亦成為觀察客家人遷徙的重要指標。許多文獻在討論地方信仰時，大多會認為「有三山國王廟的地方就曾經有客家人居住」，也因此「廟宇往往被視為『族群識別』的標誌」（邱彥貴，1996）。然隨著時代的變遷，三山國王信仰不再專屬客家，在福佬村莊亦可發現不少三山國王廟，這些三山國王廟背後代表的意涵不僅只是「三山國王」的信眾跨越了族群的界線，更象徵著歷史演變下族群的互動過程。以此作為此篇所要探究的核心，將討論的對象轉向沙鹿地區的三山國王廟。

　　「沙鹿」，在早期為平埔族的聚落，因而又被稱作「沙轆社」1，現今則以福佬人為主，但在熱鬧的市區中心卻存在一間歷史悠久的三山國王廟。若將三山國王視為以客家為主的神祇，說明此地早期有著多元的族群互動。根據歷史文獻記載，此間廟宇的發展可追溯到清代台灣移民的社會。清中葉以降，漢人陸續向外尋求新的拓墾地，台灣即成為重要的移墾區，移民來台的人士，多是來自福建漳州、泉州以及廣東之籍貫，因此早期台灣西半部常有閩客混居、漢人與平埔族混居的情形，沙鹿三山國王廟即是在此歷史背景下所建立的廟宇。然在清朝年間發生大規模「大甲西社事件」及閩客衝突，使客家人再次避走他鄉，留下廟宇作為曾經停留過的痕跡，爾後三山國王廟則改由閩南人士奉祀，修建更名「保安宮」。

埃里克‧沃爾夫：文化與權力的關係

   　 在人類學界裡，談起文化概念通常會提到潘乃德對於文化模式的描述，認為不同群體所形塑出的文化具有不同的樣貌，文化間並沒有優劣之分，雖然此理論為文化相對論提供不同觀點，但有關「文化」的觀念卻為埃里克‧沃爾夫所批評。沃爾夫以在人類學中提出馬克思觀點而聞名，其認為文化並非靜止不變且和諧一致，文化的呈現事實上是具有歷史與權力的作用，特別是受到國家及全球互動中的影響。

　　沃爾夫的研究關注農民社區，認為必須將農民融入更大的經濟、社會去看，而非將其視為一個社會本質。在沃爾夫著名的著作《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們》，從關注「鄉民」到全球性因素，並採用馬克思觀點針對十四世紀到現代，由於帝國主義的擴張以及資本主義興起，歐、亞、美、非的歷史至此相互關聯。

　　歐洲在亞非等地建立殖民地，資源競爭的結果改變了當地的生產。這帶來的不僅是當地部落生態結構的改變，並進一步導致發生內部衝突與戰爭。例如皮毛貿易，歐洲到達北美，為了收集大量海狸皮毛，以鐵器、槍枝甚至是酒類與當地土著交易，初期雖然海狸豐富，但到了後期海狸的短缺卻造成部落間的衝突。

　　歐洲殖民對於北美土著帶來深遠影響，由於對武力的吸引，使部落將經濟重心轉至狩獵，原先能自給自足的部落開始依賴外來的貿易，歐洲人迅速進入當地帶來疾病與戰爭，使當地人口大量減少。其次，當地部落生態發生改變，為了取得利益，當地有政治權力者逐漸把持經濟，使酋長的權力擴大。部落與部落間的關係亦隨之改變，不再是純粹的部落聯盟關係，商業的目的與作用愈趨明顯。

　　接著，歐洲宗教進入加速改變當地傳統文化，由親族關係、部族社會轉向宗教性的組織聯盟。因此，我們今日看到的「北美原住民文化」，並非能簡單將其視為文化本質，而忽略歷史、權力如何被建構的過程，進而使得地方生態發生重組，以及在這過程中內部的差異性，部落間所呈現的文化也並非同質性。

評《貧窮文化》：論兩個「貧窮家庭」之異同

　  「貧窮」之所以能成為「文化」，原因在於底層社會展現出的生活方式即代表了一種精神、脈絡。貧窮人所處的環境也是經由不斷與社會的互動所形塑，並非孤立存在於社會。因此，生活在裏頭的人們，看似被結構性因素束縛，卻仍試圖展現能動性。當中的個體，並非是完全被動，他們也具有聲音、情感乃至主體性。

        此書中，作者藉由描述墨西哥五個家庭的一日，記錄下一天從早到晚的生活情景以及家庭成員間的互動，試圖不加入第三者意見，讓人物聲音自然展現，烘托出畫面感。我們可發現五個家庭具有不同的背景、社會地位，但生活故事的呈現與社會仍有一定關聯性。因此，接下來將以兩個家庭，分別是第一個家庭－馬廷那家和第五個家庭－卡斯特羅家做一個對照、討論，何以兩種截然不同生活方式的家庭卻皆屬「貧窮文化」？之間的異同又該如何解釋？

《盜匪》、《十九世紀北部台灣》、《霧峰林家》書評

　    歷史，長期以來作為有權力者論述的舞台，所記述的事件常是對整個社會、國家有象徵性意義之事，抑或經過選擇的紀錄。然而，社會的脈動並非光一個當權者所能決定，更不僅只是官方的歷史。

      

        近來，歷史研究試圖給予地方更多的主動性，所謂「地方」，是否相對於「中央」或許仍有可議之處；但「地方」作為被研究主體，其所強調的是不同的人群生活在不同的時期、地區，如何能以文化經濟面向被理解、認識；人民又如何在大環境的束縛下選擇自身生活方式以求生存。以此為探討方向，藉由《盜匪》、《十九世紀北部台灣》、《霧峰林家》三本書觀看國家與地方社會的互動，人民的歷史在過程中如何被詮釋、建立。

＊何謂「社會型盜匪」？

　　三本書中，除了《盜匪》外，《十九世紀北部台灣》與《霧峰林家》的舞台將轉到清代台灣，但盜匪所產生的環境背景亦可作為清代台灣討論的材料。霍布斯邦，身為一位左派歷史學家，在《盜匪》一書中關注的是「社會型盜匪」。有別於一般的盜匪，「社會型盜匪」與農民存在一種不尋常的關係，他們出自鄉間，卻是鄉民們眼中的大英雄，原因來自於社會型盜匪的目的－劫富濟貧、行俠仗義。「社會型盜匪」的另一特質在於小農的身分，多為勞動人口，常成為被地主剝削的對象。也由於此，社會型盜匪的出現若干挾帶著對欺壓者的不滿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