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人王氏之死》書評

 　　歷史所展現一個時代的面貌通常聚焦於人們熟知的重大事件，關於地方的社會情景甚少提及，但往往這些看似不起眼的人物、案件卻是勾勒時代整體真實社會重要的背景。史景遷正是以這種角度來書寫《婦人王氏之死》，書中呈現出十七世紀明末清初大時代下小人物的命運與無奈，試圖將之相關聯，描繪當時中國社會的真實情景。

      身為西方漢學家，史景遷對於中國歷史多有所考據，特別是面對清代的歷史，於此背景下，以一個西方觀點進入中國歷史固然與東方在面對自身歷史時有所不同，但此書特別的是，雖說是本歷史書，卻富含濃厚的文學性，使內容充滿故事性質而非史料給人的枯燥無味；也因此，此種寫作手法雖不見得為歷史學界所認同，但無疑開創歷史書寫新的局面。

　　書中開頭即以一場一六六八年發生的大地震拉開序幕，也因這場災害使目光聚焦在山東省郯城縣這塊貧窮的土地上，所有的故事由此開始並就此結束，直至王氏的死亡。為何史景遷選擇「郯城」作背景？郯城與其他地方有何關連？當我們為此困惑時，史景遷引用三種不同的資料展開一連串敘述，分別是馮可參的《郯城縣志》、黃六鴻的《福惠全書》，以及蒲松齡的《聊齋誌異》。前兩者較屬一般性規範的書籍，一是官方的執政紀錄，另一則是黃六鴻施政回憶錄，兩者皆提到郯城多災難、禍害、饑荒，人民生活普遍困苦。

      最後作者引用小說類別的《聊齋誌異》來補述前二者的不足。小說虛構成分高，卻為史景遷引用最多的資料來源，《聊齋誌異》雖多為奇幻異事，但裏頭虛與實交錯的故事場景在某種程度卻與郯城有一定的關連，呈現出當時人民生活的情形、民間風俗，相較起前兩者的紀錄觀點，《聊齋誌異》似乎更能生動地傳達小人物內心的複雜情感，無奈、荒謬、情慾等情緒衝突，突顯個人特性。史景遷試圖以三部作品重構當時社會樣貌，並藉由一個郯城窺探整個中國。中國有多少個如郯城窮困的縣，卻彷彿都濃縮進小小的郯城。

　　本書的章節，先談「觀察者」，再從「土地」、「寡婦」、「爭鬥」、「私奔的女人」最後到「審判」，作者做這樣的安排可謂從周圍推至核心。章節間彼此相關，相互牽引。從不同觀察者的角度切入，官員和平民的視角交集於郯城，然而寡婦的存在、人民爭鬥皆與土地、利益有極大關連，從農民、寡婦、地主、盜匪、士紳、官員等人物所發生的事件組成結構下的一環，看似沒交會的案例正鑲嵌於龐大的體制，結構關係影響社會運作、發展。這類的架構由小至大、由外至內，卻構成一體。在「土地」此章，作者談及自然環境與國家稅收的問題、官方政策如何與社會發生關係。

      稅收是國家重要的財政來源，卻也是地方百姓痛苦的根源。稅收背後所要探究的不僅是百姓生活的無奈，作者所要了解的是藉由一個郯城觀看中國整體財政、社會狀況。相互監督的收稅制度、組織使人民面對沉重的賦稅想逃都無法逃脫；相較於此，地主的勢力、士紳的財力卻能使他們設法逃漏稅，甚至藉「丁口稅」的壓力設法獲取農民的土地，沒有權勢的農民們在生活上日趨困苦。

      制度背後是交錯複雜的關係，從朝廷到農村處處呈現階級不平等，有權有勢者在逃漏稅之際尚能獲取土地，農民為求生存只能奉上財產。面對自然災害、賦稅等問題，官員卻無可奈何。作者在此有諷刺士大夫、地主等權勢階級的意味，以及對於官員為免於盜賊之害，不敢全數擒拿，反使其成為「盜戶」的無能作為，利益關係使小人物的悲哀愈易彰顯。

　　「女人」，在本書中有一定的重要性。第三章談及「寡婦」，身為失去丈夫的女子，在書中則以不同樣貌現身，《縣志》中呈現的多是忠貞、烈節者，某種程度代表官方以及儒家社會的價值觀；但蒲松齡面對寡婦卻抱持種曖昧的態度，偶爾調侃卻又描繪出寡婦精明的一面，想盡辦法保住財產，不讓親戚、鄰居奪走，當中更不乏有將兒子教育成材者。作者藉由寡婦，連結出重要的關係，即是土地和法律，寡婦守寡僅是面對「道德」規範的遵守嗎？

      在此作者認為不僅只是儒家道德上的規範，背後似乎仍有經濟方面的考量。寡婦與土地、財產的關連，使得周遭親友可能迫其改嫁，以利財產轉讓，為了保有土地，某些時候寡婦會更加努力拉拔孩子。在此作者也以《大清律》中的相關規定說明女性如何被束縛於體制，這裡與前章敘述的土地、經濟利益及制度仍有一定關連性。緊接著「爭鬥」仍與土地、利益脫離不了關係，許多爭鬥因此而起。官員的介入卻不一定能有效補償損失的一方，有權勢者往往在此之前已做好防備；無奈的是，暴力若導向整體社會利益方向，卻可能因此彌補官員的疏忽，反使村民能獲保障。

　　「私奔的女人」中將視線再度聚焦女人身上，從女人的社會處境、地位觀看當時代對女性的規範，及以男性為主導的價值觀世界。被束縛的女性卻在蒲松齡筆下稍得解放，這或許也是作者較注意蒲松齡作品中女性的原因，雖面對世俗道德規範卻能展現個人性格，不失去自我，硬是與《縣志》中的官方描述有所對比。然而，現實的情況卻並非如此，「王氏婦人之死」的事件又將視角回到角落的小人物。作者在最後兩章才安排王氏的出現，意味在於烘托，從前面的觀察者、土地、寡婦、爭鬥最後到私奔的女人王氏，可發現王氏之死仍與前述章節皆有關連。

      王氏的死，重點不在為何她選擇回來，也不在為何任氏要殺了她，因為這些相對於社會整體只是結構中的一環，起不了什麼作用，也不是作者關心的重點，從體制、法律，再到各種為了土地、利益的爭鬥，權勢者的橫行、官府的無力，王氏之死就如同系統下的環節，只是運轉時的過程，面對許多案例，「王氏之死」後續的結果只會讓人更加徹悟，在大時代整體社會的體制下，人們的無力與無奈。

　　作者對小人物處境的詮釋，特別針對農民與女性，在中國明末清初禍亂頻繁的社會，更顯弱勢。作者在書中無意為他們說話，也沒給他們發聲的機會，只是藉由不同人的眼中去陳述，試圖重構真實的社會樣貌。「王氏之死」僅以短短的篇幅出現，卻將整個社會的景況呈現出來，這也是作者在前幾章安排的用意。

     「王氏」代表社會邊緣的人們，纏足加上無子嗣使之更加不受重視，承受著歷史的悲哀與不幸，如同郯城的貧瘠與災難，構成中國社會的景象，只是小人物的無奈儘管在死後依舊脫離不了體系的操作，那種無形的系統才是掌控人們的主人，系統與系統之間存在著作用力，以結構關係將社會中的成員繫在一起。「看似理性的背後其實是荒謬的，合理的判斷總有不確定的可能」，如同躺在雪地上的王氏，在生前夢中作者敘述的話語中，也可以是那麼的虛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