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書的緒論中,作者馬凌諾斯基先是對如何進行田野調查、方法、範圍做論述,特別是在進入當地傳統部落,對於「民族誌」的紀錄該如何著手以及與當地「土人」的相處。在民族誌方面,作者提及三個其認為重要的內容,即是「骨、血肉、精神」。
作者認為田野調查重要的是「親身體驗」,若單純以文獻、資料只能勾勒出部族、文化的骨架,而沒有血肉是難以接近真實的樣貌。因此,面對「真實生活之不可測現象」,觀察實際的行為就格外重要;但是,許多事情及印象,要盡量在存有新鮮感時記下,否則一旦熟悉化就難以引起注意。
心靈,是一切萬物的起始點,也是我們與世界連結的橋樑。藉由探索心靈,看見人與人,人與群體社會、大自然和宇宙萬物的關聯。 任何萬物即便再微小也都散發著美麗且獨特的光芒,每個人既是完整的個體,也是連結萬物的群體。向內探尋,找回生命本自俱足的內在力量。
在本書的緒論中,作者馬凌諾斯基先是對如何進行田野調查、方法、範圍做論述,特別是在進入當地傳統部落,對於「民族誌」的紀錄該如何著手以及與當地「土人」的相處。在民族誌方面,作者提及三個其認為重要的內容,即是「骨、血肉、精神」。
作者認為田野調查重要的是「親身體驗」,若單純以文獻、資料只能勾勒出部族、文化的骨架,而沒有血肉是難以接近真實的樣貌。因此,面對「真實生活之不可測現象」,觀察實際的行為就格外重要;但是,許多事情及印象,要盡量在存有新鮮感時記下,否則一旦熟悉化就難以引起注意。
作者在本書第11、12章主要先是藉由日本人,特別是成人,在「修養」方面做分析,再以日本對於兒童的日常養育、教育進一步剖析日本人人格的形成。
關於「修養」,作者認為日本人心中都有一把「生銹」的劍,「修養」是對自我所進行的一種「訓練」,可以擦拭掉「銹」,使這把劍展現銳利閃亮的一面,而日本人為了達成人生的目標,必須在生活中就注意「修養」的訓練與態度。
但這種態度是如何形成的呢?作者所要傳達的是「禪宗」對日本文化的形塑。「禪宗」從中國傳至日本,卻在日本帶來風潮,影響所及,特別是在價值層面上,「無我」、「頓悟」的重要性,與「義理」、「人情」相關聯。
馬凌諾斯基身為英國社會人類學家,最大的貢獻在於其對現代田野研究的工作方法,以及民族誌的書寫,因此又被稱為「民族誌之父」。馬凌諾斯基於新幾內亞從事田野調查,將觀察到的事件記錄成系統化的資料。對於民族誌的紀載提出一套做法,認為要了解土著就必須進入當地,與其共同生活,並認識他們對世界的想像,也是第一位以文化理論取代先前演化論觀點的學者。
馬凌諾斯基強調文化與個體間的關係,認為文化的存在是為滿足個體的需求,在初步蘭島上做的田野,從貿易圈、風俗、神話、約束等等方面的關聯性,但馬凌諾斯基卻未對文化做完整的說明。
說到馬凌諾斯基的著作,不得不提《南海舡人》一書,此書是其在新幾內亞田野研究重要的著作。在本書的緒論中,作者先是對如何進行田野調查、方法、範圍做一個論述,特別是在進入當地傳統部落,對於「民族誌」的紀錄該如何著手以及與當地「土人」的相處。在民族誌方面,作者提及三個其認為重要的內容,即是「骨、血肉、精神」。
作者認為田野調查重要的是「親身體驗」,若單純以文獻、資料只能勾勒出部族、文化的骨架,而沒有血肉是難以接近真實的樣貌。因此,面對「真實生活之不可測現象」,觀察實際的行為就格外重要;但是,許多事情及印象,要盡量在存有新鮮感時記下,否則一旦熟悉化就難以引起注意。
另外,在與當地人相處、觀察時,必須進入當地人的思維看事情,才能感受情緒、舉止的變動,了解對方的心態。當中所提到的例子是,要避免以抽象的問題直接詢問對方,像是「你們要如何處理犯罪者?」,因為彼此對「犯罪」的定義不同,文化背景也不盡相同,抽象的用語更不見得能使當地人明瞭,與其以這種詢問方式,不如利用真實的案例來探討,才易進入所謂的文化脈絡。
誰掌握國家機器?國家機器如何運作?權力在多方角力中和國家機器的關係是什麼?當我們在探討過去乃至現代國家轉型,都不可避免論及「權力」與「統治」的問題。然而,關於「誰統治」總引起不同理論的爭執。
各理論皆有其論點,對於描繪國家的權力結構可說從不同面向進行探討,基本上又可將這些理論主要分為「菁英主義」、「多元主義」、「馬克思主義」以及「國家中心主義」。藉由不同理論來討論台灣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的關係,或許能讓我們對政治社會學中的國家理論有進一步了解。
「菁英主義」可分為早期菁英主義和現今菁英主義,原則上是將社會分為兩個階級。一個是統治階級,也就是少數掌握權力的菁英,代表了一定的利益團體,他們決定了國家的政策方向;另一則是被統治階級,指的是多數沒有權力的民眾。菁英主義認為權力的不公平分配在社會上是常態,原因來自於社會經濟制度的因素,也因此少數的精英在社會上卻掌握了主要的資源,政策的進行常偏向以菁英的價值觀為主,民意雖然可以藉由不同管道傳達,但在決策面仍是菁英占優勢。
由於菁英主義認為是菁英決定了社會的走向,並且透過再生產的概念使其後代能持續在特有的圈子內具有影響力,故之後的學者主要將目光移向研究制度菁英。相較於早期的菁英主義,當代更重視菁英在社會的地位和作用,菁英的產生不僅只存在上層階級,也可能因後天的專業從下層產生,也就是社會領域之中,比如說社運領袖。
此處看來統治菁英的基礎來自民間,但實際上有能力爭取非菁英選票的仍只有少數的非統治菁英,當非統治菁英藉由選票成為統治菁英的依舊是少數。若舉台灣的例子來看,在國會政治角力的場所,雖然有給予弱勢團體的保留名額,但總體來看卻仍無法動搖結構上的生態,沒有直接展現實質上的民意。菁英主義強調制度位置的重要,但對國家機器的運作及行動上沒有進一步研究,以及可能過於以主觀去說明統治者的個人作用,有偏向唯心論之慮。
相較於菁英主義強調的少數人統治,「多元主義」則認為,政治權力是分散於不同團體、階層,決策是由不同的利益團體所形成,而國家機器只是社會體系中的一環,並沒有特殊的制度地位。關於政治社會的發展,政府雖然是重要的權力領域,但不能單從政府結構去研究,重要的是社會、文化對於政治體制的影響。
即使政府在權力上具有決定性,但所受到來自各方的影響更可能控制政府對政策的方向,故對多元主義來說,社會是多元的,權力是分散且不具累積性。這種分散性也出現在各種社會團體身上,由於彼此的利益不同,因此衝突不可避免發生,團體為了利益競爭可能會以遊說、選舉等方式來影響政策,而國家相對之下就較缺乏自主性。
除了利益團體外,也不可忽視大企業對政府的影響力,因此Dahl在晚期指出國家會尋求與自身利害關係相近的團體結盟,而去弱化反對勢力。在台灣的例子,例如在勞動薪資的政策上,政府須在資方與勞方中權衡,而最後做出有利自身的選擇。
然而,關於多元主義對國家機器的論述,也招致挑戰。比方說多元主義忽略了結構性的限制,較少關注複雜的結構面,另外則利益團體並非皆有同等的競爭力,利益團體中也存在制度性偏差的問題,而多元主義則較沒有處理到制度層次的影響力。
而「國家中心主義」則反駁了多元主義與菁英主義忽略制度的影響,其認為國家機器是具有自主性的制度和組織。這種自主性使國家機器成為社會的行動者,影響著社會的運作,其中也包括形塑社會團體。
然而,對於國家機器內的運作,國家中心論則認為並非一致性,而是有分工及利益的差別,因此國家機器的運作也未必有效率。除此之外,國家機器的運作能力與制度上的安排有密切關係,而政府官員的利益也不同於社會菁英的利益,社會菁英的利益較短期,國家機器則因為了政治社會改革,需有較長期的考量,否則國家機器就無法順利進行。
雖然國家中心主義補述了多元主義與菁英主義對於制度論述的不足之處,但也由於國家中心論過度強調國家機器的自主性,而沒考慮到其他非國家機器的作用,例如階級和社會結構對國家機器運作的影響,以及社會團體和國家機器間的關係,使此理論在結構對國家機器的論述上,無法做出明確的回答。
相較於前面三個理論,多元主義注重於個人,菁英主義和國家中心論的基礎在制度,「馬克思主義」則是對資本主義體系做分析。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論點是下層決定了上層結構,下層結構在此指的像是經濟制度,而上層結構則包含了政治制度及意識形態等。
在馬克斯主義當中,又可分為「工具論」及「結構論」。「工具論」是以階級邏輯來看國家理論,認為國家並不是一個中立的機構,而是階級鬥爭的產物,是資產階級用來擴大自己利益進而剝削他人的工具。資產階級為了鞏固自身統治基礎,可能以利益團體或私人企業向政府進行施壓,影響政府決策。
「結構主義」則視國家為資本主義運作下的產物。國家並非為資產階級的工具,而是為了實現資本主義的價值,比方說資本累積,用來維繫資本主義的生存,因而國家機器更具自主性。舉個例子,例如國家制定的勞工政策,看似有利勞方,但長遠來看仍是有利於對資本家,但國家在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完全被資產階級控制,因此說享有一定的自主性。
「馬克思主義」所面臨的困境包括國家對於勞方與資方,無法同時達到兩全其美的政策,而資本主義利用累積資本來開發新市場,但實際上有多少市場可供開發?若無法同時兼顧勞方與資方的需求,往往到後來在政策的制定上引起一方的不滿,容易形成失業等惡性循環。以台灣為例,適時提高基本薪資以保障勞方,維護資本的運作,避免勞資雙方的關係惡化,此為以馬克思結構主義的看法。
四個理論都有各自對於國家機器運作的觀點,各是從不同角度來進行分析。多元主義認為國家機器的運作是受到社會的影響;而菁英主義則關注少數人如何統治著社會;國家中心主義強調國家機器的自主性如何形塑社會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則對階級、體系與國家機器的關係做一定程度的分析。
這些理論對於國家機器的發展皆有其重要性,國家機器的發展與轉變也是在各方的角力及權力的對抗下相互的影響,慢慢形塑現今所見到的國家機器。
文化的差異易使身處不同文化者在認知上產生誤會,增加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日本在二戰期間所展現的行為令美國人感到不解,即是由於日本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異性,美國為了了解敵方進而對其進行人類學研究,本書的架構即是在此背景下發展而成。
書中作者試圖以「文化相對」的觀點對日本進行觀察,作者認為日本民族存在「矛盾性」,而「矛盾性」必須著眼於社會的根本及文化脈絡來思考。因此,在本書的第三章藉由「各守本位」探討日本民族發展的可能因素,「各守本位」則是了解日本民族的立論基礎。為何日本承襲著中國文化卻發展出異於中國的文化模式?透過日本與中國及西方文化相對性的比較觀,進一步論述日本民族形塑的過程。
書中提到幾個關於描述日本人的關鍵詞,包括「恩」、「人情」及「德行」,這三種概念是相關的。日本人對「恩」及「人情」的重視使其發展出一套相對應的文化,「恩」對日本人來說某種程度有著「欠債」的意涵,此種「恩」與中文裡的「報恩」不盡相同,日本對於「恩」的詮釋是更為嚴格,並且某些時候會帶給日本人心理層面「難受之情」,從日文的「抱歉」謝辭可看出。「恩」又往往被看作是一種義務,尤其是面對天皇的「皇恩」,這也是日本人一生中最大的債務,必須盡一切之力來感激、接受,例如二戰中日本士兵的自殺攻擊可看成是在報答「皇恩」。
作者試圖藉由探討「恩」對於日本人的意涵,探究日本人心中的思想與面對他人的施予所展現出心理上的矛盾之感。從西方人的角度觀看,「恩」所代表的意涵與人們的行為表現是如此「疑惑」,但作為日本鄰國的台灣,在傳統儒家文化上比起西方與日本更為相像。「恩」在自我傳統文化的認知中,確實也是被重視的,但相較於日本人會因此感到「難受、羞恥」,還是有一定的程度差別。
「是什麼使日本成為日本人的國家?」,此疑問是潘乃德在《菊花與劍》一書中的所要探討的方向。潘乃德以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分析日本人,藉此了解日本人在戰爭中出現的行為,作者認為若要理解日本人的作戰方式,必須以「文化」層面去分析,並非只是單純的軍事問題。
文化具有的「統合性」對作者來說是另一重要出發點,不論是經濟、政治、宗教、家庭組織等都有其相關性,但影響這些面向、行為的卻是日本人的思想及行為習慣。在這點看法上,我認為作者的論述確實有其道理。當我們在觀察一個民族的各種行為表現時,可能會針對個別行為做研究或發問,但若進一步發覺這些行為背後所存在的共同作用力,也就是人們的思考方式,思維、價值觀使不同行為間產生關聯,形塑文化。
好多的壓力 想要讓它流動 不需快 而是慢 慢得能夠感受到心 慢得能夠聆聽自己 慢得能夠享受愛 在每個時刻與自己 在一起 - - - - - 我喜歡這樣的緩慢 而沒有壓力 我喜歡這樣的自在 能夠徜徉 我喜歡這樣的自己 ...